这是一个选择及得到音乐越来越方便、便宜、自由的过程，同时，音乐对个人发生的作用却越来越小。以我为例，我生下来的时候连爱迪生都已经死了。所以我不知该花多少钱，来换钟子期听到俞伯牙时的感受。那一定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我只知道，此时此刻，我愿意拿出 95﹪的唱片，来换 20 年前对音乐的那种热情，那种从太原买站票去天津，终于买到了一盘“耳痛”唱片出品的死亡金属磁带时的狂喜。
我清楚地感受到那种热情和狂喜的流逝，是大概 10 年前，在掌握了 Soulseek（一种点对点的音乐下载软件，用它可下载到这世上一切录音过的音乐）的用法，半夜不睡地下了几个月，刻录了几十个 G 的光盘后，突然一天，看着电脑荧幕里密密麻麻的下载唱片名录，就崩溃了。我问自己：“你真有那么多唱片要听吗？你他妈能听得完吗？”确实，那些光盘中的多数在刻录好、塞进碟本之后，就再也没有拿出来过。说实话，它们以后被拿出来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天可怜见，魔鬼又落井下石地派来了虾米。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诸位，我毕竟是一个写乐评的。因此即便光阴如织，我还是比大多数的中年人多迷恋音乐那么一点点。今日中国，30 岁以上的人多在被动的情况下听音乐，令其对音乐采取主动的唯一所在应是 KTV。对他们来说，音乐已成为一种背景，恰如 Brian Eno 对 Ambient 谦虚的解释，“跟墙纸一般你不用去特别注意的声音”，那是一种远去的、模糊的、意义乏善可陈的，像不快同时不重要的记忆一样的东西。
但多数人都曾拥有被某首歌击中的时刻，瞳孔放大，如神鬼附体。那些时刻已被忘记。它们在记忆中变得不可思议，那种感觉仿似第一次参加葬礼，或在爱人面前脱光时的局促。说实话，我不为我现在依旧把音乐当一回事感到骄傲，我感到非常局促；就像一个年近不惑的人，依旧在考虑工作的合理性。在人们看来，这样的人就算不至于为自己感到羞耻，也应为自己的天真感到可笑。
将音乐喻为工作是合适的。或者干脆说，将摇滚喻为工作是合适的。没错，音乐不是什么别的，它就是摇滚乐。在懵懂的少年，刚遭到 Nirvana 和 The Doors 刺激时，我恨不得把 Rock 这个词文放到脑门儿上。后来我才知道张学友和周华健也属于 Rock，其实，严格地说，宋祖英也属于。主歌副歌主歌副歌和掀起高潮的副歌，吉他，合成器，架子鼓。你若非要加进去一点儿民族乐器和 Rap 也无伤大雅。当你看到四个蒙着头罩的阿拉伯姑娘操起电吉他演唱朋克时，你会明白摇滚乐是一种霸权主义。跟工作制度是一种霸权主义一样。它们皆对效率和技术至上的工业社会的终极霸权负责。
因为你有选择什么工作的自由，却没有不工作的自由，除非你认为挨饿也是一种自由。这是自由市场赐给我们的礼物。如马尔库塞所说：“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 我们能够选择和实际选择的都是摇滚乐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别的好选；结果是，这样挺好的，我们也不需要选择别的——恰似，你终于决定不工作之后，在饿死之前，竟死于闷。个人的生活已经遭到了出卖。不要以为你还能特立独行，你丧失掉的不止是独立的生存能力，你的整个灵魂早已跟社会保持了一致。为何如此？因为工作不只不会令你饿死，还能让你吃得不错，摇滚则货真价实地为你的怒气找到了出路。恭喜你，你获得了双赢。
事实上，摇滚为一切人类情绪铺好了路。如希特勒为一切萝卜都挖好了坑。不仅愤怒和叛逆，也包括谄媚和拥护，甚至包括变态。你若想在一夜情后杀死那个刚认识的姑娘，并于将她扔进枯井之前，在其牙缝里插一朵玫瑰的话，你可以去听 Nick Cave 的谋杀情歌。摇滚既专制地预言出，这世上任何人再无法滋生出它能够代表、澄清和消弭的情绪之外的哪怕一种情绪，亦在音乐范畴里垄断了负载人类情绪的权力。任何曾有此功能的音乐类型都遭到了剥夺、流放和枪毙。戏剧和古典音乐被逐进了皇家粮仓或国家大剧院，被斥为高雅实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腰斩，将它们从审美贬为一种交际。在为了拯救某种濒死的民族音乐而举行的公益大会上，企业家伴着前女兵萨顶顶的藏传佛教色彩，甚或彝族的女儿吉克隽逸的山歌 R&B 来捐款的场面，完全在意料之中。这是摇滚乐之死另一层面的阐释：它已经完成了，大功告成。人类至此到头，只剩下享福了。放下镰刀斧头，躺下吧，把菠萝蜜和松鸡嚼起来，调高虾米的音量。
与其说摇滚死了，毋宁说摇滚把音乐弄死了。跟工作把生活弄死了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