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为什么我们反而觉得古典音乐衰落了、另类了、博物馆化了？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典音乐原先的受众——贵族阶层集体衰落，他们的社会特权消失了。原先作为贵族阶层欣赏对象的古典音乐，在失去了有着绝对话语权的特权保护之后，无法与拥有受众数万倍于自己的流行音乐在自由市场中竞争。它就像一只高贵的熊猫，一旦自然保护区消失，必须要独立与野狼、野猪、猎狗等等相处的时候，无助得就像一个断了翅、没穿衣服的小天使。
艺术首先是艺术家自身表达的过程与结果，但是作为一种产品，它也要考虑欣赏者的感受，特别是对自己未来有影响力的欣赏者的评价。没有艺术家一生所有的作品都是纯粹为自己创作的，因为艺术家也要养家糊口，要有完成下一个作品的成本资金，甚至要比一般的老百姓有更多的时间发呆以等待灵感的降临。所以就像现在再大牌的导演也不能完全无视制片人的意见，除非你已经成功到自己有能力投资自己的电影、身兼制片人。18世纪之前的作曲家大多为宫廷、教廷“包养”，与厨师、裁缝、园丁一起，为主人提供奢侈的享受。曾是汉诺威选帝侯的宫廷乐长、成名后远赴英国发展的亨德尔，曾经尝试将歌剧推向市场。但从他主管的歌剧院的名字“皇家音乐协会”就可以看出，这种“市场化”与现今的“艺术产业市场化”是两回事，它只不过把向一位贵族长期、直接的专卖，变为向许多贵族一次性、集体的供货。它不用考虑人民大众对于自己的作品是否喜闻乐见，因为人民大众不参与对作品的评判，也不会给他的下一部作品投资。
莫扎特也许是欧洲第一位“体制外”的一线作曲家，他的前半生也是受雇于萨尔斯堡的亲王大主教，但这个不甘心自己的音乐被当做用餐背景音乐的青年人，毅然抛弃了“铁饭碗”，去了维也纳当自由艺术家，并于9年后因为夜以继日地演奏、教琴、作曲以维持自己与妻子奢侈的生活而累死了。莫扎特在维也纳、布拉格等地所面对的不再是高端贵族的垄断市场，这便是莫扎特中、后期的歌剧中有许多市民阶层逗趣和贫嘴段落的原因之一。但这并不能说莫扎特的音乐从此走向大众了：莫扎特最“市民化”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女人心》《唐·璜》的脚本都是意大利语的，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维也纳、布拉格的普通市民都精通意大利语。这就好比今天的一位中国作曲家为国家大剧院谱写了一部英语歌剧，其预想的观众群绝不会是一般的老百姓。但是毕竟，原先只有在贵族的私人剧院、主教的会客厅中才能听到的“古典音乐”，如今走进面向公众的“大”剧院了，尽管当时的剧院仅能容纳数百人，而且骇人的票价也是甄别观众阶层的门槛。
后来像莫扎特一样，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和自身收入而活活累死的还有意大利Bel canto（美声）时期歌剧的两位巨匠贝里尼和唐尼采蒂；被誉为“艺术歌曲之王”的舒伯特，其英年早逝也与其“自由艺术家”繁重的工作量有关。尽管也有像贝多芬、李斯特、肖邦这些名义上完全自由的作曲家给人一种特别潇洒、随性的印象，但我们稍稍留意一下他们作品的题献就会发现，他们也各自有从贵族朋友那里搞钱的门路。当然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化的逐渐成熟，特别是印刷术和版权法的成熟，像舒曼、勃拉姆斯这样靠乐谱版税、团体委约作品奔了小康的作家在19世纪下半叶也不在少数，但是研究一下当时都是些什么人在购买那些昂贵的乐谱，又是哪些团体一掷千金在委约这些大师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这还是贵族圈子里的消费活动。只不过在人文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之后，音乐家本身的地位大为提高，或者说贵族阶层的特权地位大为削弱，总之彼此可以平起平坐地谈生意了。
20世纪是全世界民主化的时代，民主的本质是人人平等、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民主政治与贵族政治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民主政治是体现各阶层多数民众的选择，而贵族政治是达成少数贵族统治阶级的选择——这里的“贵族”指的是广义的政治特权阶层，而非狭义的爵位世袭家族。在民主政治逐步代替贵族政治成为世界主流政制的过程中，广大人民的意愿成为政府优先考虑的事情，人民大众的审美喜好也自然成为社会的主流审美导向。但是过去几百年里，在贵族政治下，代表了贵族审美趋向的艺术作品无论是在技术含量、审美深度、欣赏难度、个性强度等等方面都要高于市民化的通俗艺术和娱乐，于是“古典艺术”和“通俗艺术”两个领域旗帜鲜明地开始对峙——注意，“通俗艺术”并不是20世纪才有的，自从有了人类的那天它就已存在，只不过在贵族政治时代它不受重视甚至不被记载。这就像我国历代的史书一样，只有进入国家最高统治阶层、成为贵族集团中的一员，才有可能“名留青史”，普通老百姓的事情是很少会被官方记载的。因此过去的《西方音乐史》里记载的也都是贵族和知识分子阶层的音乐，这并不代表当时只有这些音乐，更不意味着全社会都在欣赏这些音乐。而到了民主政治时代，随着“人民翻身做主人”，通俗艺术也随之“翻身做主流”，古典艺术则从“唯一的艺术”变为备受尊敬但敬而远之的“历史”，在个别地方的个别时代，甚至还被视为“余孽”批判。但毕竟它还有着几百年的根基和影响力，尽管活不好，一时也死不了。
现今古典音乐的处境，和过去相比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投资不足。如今没有哪个政府再敢像当初教皇朱里二世那样，给米开朗基罗大笔的资金和4年时间画一个在西斯廷大教堂的天顶画；或者像路德维希二世那样斥巨资修建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专为他所崇拜的瓦格纳创作的那些极度艰深晦涩的乐剧演出之用——如果现在哪个政府做出了类似的财政预算，他所面临的就是在下一届大选中下台。在还有穷人流落街头、还有儿童营养不良、还有许许多多公共建设缺少资金的情况下，政府竟然不惜投巨资委约一部歌剧或者一首交响曲，这在150年前的“贵族政治”时代也许天经地义，而在今天的“民主政治”时代则是丑闻。于是，天生就没有能力在自由市场中自给自足、缺少通俗娱乐基因的古典艺术，现在只能是在人人都解决温饱、公共基础建设成熟的发达国家才能得到起码的政府财政扶持，人民也才不会把政府与艺术相关的预算当做“烧钱”而提出抗议。大型财团资助与个人捐助成为现今发达国家古典音乐领域的重要经费来源。但和政府一样，这些公益和慈善组织优先考虑的还是社会效益和公共影响，在脸上爬满苍蝇的非洲贫困儿童和发不出工资的百年交响乐团之间，更多的资金捐助倾向哪一个几乎不用讨论。
20世纪以来，我们享受民主制度所带来的人性解放与人格尊严，在我们人人都成为了自己国家的管理者，享受着人人平等的社会福利的同时，作为代价之一，我们不得不看着那些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娱乐需求的古典艺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古典音乐的“休眠”并不肯定意味着死亡，它“复活”的时候也许就是那个“物质极大丰富、人民觉悟极大提高”的时代——至少这么想想我们会觉得遗憾少一些，希望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