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什么唱法，所有演唱必须为情感表达服务。感情和情绪内容是无法相比的，我们不能说快乐比痛苦好，有时痛苦也是一剂良药。一首歌通过歌手的演唱，可以令人感受到情感的内涵和震撼力。不同的歌手，情感表达能力和演绎水平往往存在差异。因此，感情不能相比，但歌手之间的表现能力是可以比拼的。换言之，歌手比拼的是情感表现力。
情感表现力的展现方式，首先取决于歌手个人的音乐资质。一般来说，音乐资质多来自先天禀赋，如音准、节奏感、音乐记忆力等。这些天赋决定你能不能唱歌。因为音乐作品需要通过音准、节奏、力度、速度等众多因素来表现。与音乐资质有关的先天条件还有音色、咬字吐字、嗓子闭合情况等。这些因素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假如你的音准很好，但生就一副“破锣嗓子”，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反过来，你嗓音洪亮，音色甜美，但音准不行、没有节奏感，还是与唱歌无缘。所以，唱歌比拼的第一步，是音乐资质、先天歌唱条件的比拼。选秀节目的初赛、青歌赛的预赛环节，实际上就是淘汰部分“不适合”唱歌的歌者的环节。当然，音乐资质特别好的选手，也会在比赛中走得更远。
具备了一定的音乐资质，歌手要比拼的是演唱技术。好的情感表现力建立在一定的歌唱技术水平上，其中气息控制是歌唱技术中的灵魂因素，如民间戏曲训练唱家的惟一手段是“吊嗓子”。歌唱技术有难度，其中常见的难度是唱高音，尤其是高质量、长时值的高音，初学者往往有“恐高症”。正因为高音有难度，因此“飙高音”成了技术高低的一个参照系。特别是中国人，对“高音”情有独钟。如男声“三高”备受国人推崇，不仅追逐国际“三高”，还有国内的、省内的、甚至校内的“三高”，女高音更是比比皆是，女中音和女低音成了稀缺。许多没听过帕瓦罗蒂唱歌的人，也能知道他是“High C”之王。能唱高质量的“高音”往往被认为“技术过硬”，歌手之间也乐于比拼谁能唱得“更高”，央视星光大道节目主持人毕福剑的那句“阿宝嗓门高啊！”道出了许多人的“羡慕”之情。
决定歌唱技术水平高低的标志中，除了“高音”，还有“音量”。“音量”与汽车的可控速度相似，既要能开得慢，也要能开得够快而安全。歌唱的“音量”，最好能展示出“最大声”，也就是“大嗓门”比“小嗓门”要好。人情绪激动时，往往要酣畅淋漓地表达，甚至要“吼”出来，这样才有“纵情”歌唱的意味。如果嗓门小，对高强度的情感就难有相应的爆发力。歌手黄绮珊在现场PK时很容易脱颖而出，主要在于她能“吼”。然而，也正因为她肆无忌惮地“逢歌必吼”，她的演唱也开始备受质疑。
“高音”和“音量控制”是最能衡量歌手演唱技术和能力水平的显性维度，外行也能据此加以评判和“共赏”。一般来说，普通听众主要凭此两项断定歌手演唱水平的高低，所以，比赛的选曲就很关键。歌曲的高潮处“飙个漂亮的高音”并配上“声振林木、响遏行云”的音量，演唱效果一般不差，且往往还能“一俊遮百丑”。综观青歌赛30年来，获奖歌手的曲目多为“大气”之作，音域宽、气息长、高音多、力度强，让歌手有充分施展技艺的空间。如王宏伟的《西部放歌》、王庆爽的《千古绝唱》、《梁祝新歌》等。近年来，为青歌赛歌手量身打造的歌曲多有过分强调技巧之嫌，在显示其“专业性”的同时也往往造成“曲高和寡”，“可听性”不强，难有广泛流传和影响。有些歌手可能因技术水平不够过硬，“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因此从选曲中也可看出歌手的潜能和实际功力，某项技术“短板”很容易招致演唱上的失误。今年青歌赛增加“必唱曲目抽唱”环节，对歌手的整体技术有了更全面的考量，“小清新”（音域较窄、音量控制量较小）的歌手遇上“大气”类作品时，很容易表现得力不从心。
另一种情形，就是抽唱的曲目本身就不需要太多“技术活”：曲调旋律平稳，音域不宽，没有长音、高音。如有些地区的民歌，很口语化，只需低吟浅唱，令人感到“空有一身武艺却难有用武之地”，这就需要歌手“功夫在诗外”。王国维说“小令易学而难工”，如果说“大气”类作品考验的是歌手的“硬功夫”，那么这类歌曲考验的则是歌手的综合文化修养、精雕细琢的“软实力”。这种比拼是一种接近“手无寸铁”的、短兵相接式的较量，需要歌手的“内功”外化，唱下来容易唱好很难。
歌曲风格林林总总，歌唱技艺永无止境，音乐审美无法趋同。同一个歌手，既可能拥有粉丝也会招致骂名。对同一个歌手的比赛打分，总有最高分和最低分。在约定俗成的规则中，只可能保证相对的公平，因为对歌唱的评价包含太多的主观因素和随机成分，这是音乐的特质。“K歌打分软件”只能在某一版本的参照下识别音准、节奏、歌词等方面的差异（错误），但无法拥有人的各种感受和品评。因此，歌唱是一种挑战，无法相比但又必须相比，在比拼中展示歌唱的魅力和人类情感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