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乃忠的家里，所有物品堆放得井井有条，只有通过床上那干净而又稍有褶皱的床单才可知道这里是一处舒适的休憩地。关乃忠微笑着一边招待笔者，一边解释说：“我的家里不常住人，已经变成了朋友存放物品的仓库。”几句玩笑话后，这位曾移居辗转于北京、香港、台湾、加拿大的作曲家开始讲述起自己苦难与机遇并存的精彩音乐之路。

音乐家-关乃忠

“起哄”出来的作曲家

关乃忠1939年生于北京，父亲关紫翔是当时知名小提琴家。在家庭的熏陶下，关乃忠不到5岁便跟随德国老师古普克学习钢琴，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回忆起从小学习钢琴的日子，关乃忠说：“父亲从小对我就非常严格，每次都陪着我去学琴，学到10岁我就坚持不下去了，放弃了学琴。”进入北京四中读中学时，正是校园合唱团盛行的年代，北京男四中与女六中联谊成立了合唱团。从未透露自己学过钢琴的关乃忠，在合唱团指挥路过他家门口时，被自己与父亲练琴的音乐声“出卖”了。学校老师得知关乃忠会弹琴后，就把合唱团伴奏的任务交到了他的手中。从此关乃忠的音乐才华开始初露锋芒。高中毕业那年，关乃忠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当同学们得知这一消息后都来劝他：“你钢琴这么好，怎么不去试试中央音乐学院？”在同学们的“怂恿”和“起哄”下，关乃忠决定一试，没承想一试便中。1956年，借着同学们的“起哄”劲儿，关乃忠选择走进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大门，这一次关乃忠与音乐的缘一结下便是一生。

调侃苦难 成就经典

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期间，关乃忠逐步掌握了娴熟的作曲技巧并随时将自己的所学运用于实践中，创作了《第一钢琴协奏曲》等。1961年毕业后，关乃忠被分配到东方歌舞团担任驻团作曲家和指挥家。关乃忠说，初到东方歌舞团的时候真是备受呵护，有很多出国演出机会，使他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民间音乐。带领着东方歌舞团的民族乐队，关乃忠不但对民族乐队各种乐器的独特性能和音色有了深入的了解，应接不暇的急茬活儿也将关乃忠逐渐锻炼成一个作曲“快手”。他所创作的作品既吸收了西方乐曲的创作形式，又饱含地道的中国风情，深受人们喜爱。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后，东方歌舞团成了重灾区。关乃忠被定性为“516反革命集团”成员，于1969年被下放到张家口北劳动。“张家口的天气十分寒冷，春天插秧时要光脚先把冰踩破，用手指在硬硬的土上捅出一个小洞再把秧苗插进去。”关乃忠略带苦涩地说。那时人们中甚至流传着“两层冰一层水，中间夹着肉大腿”的顺口溜。有一天，关乃忠和一块下放的东方歌舞团演员张善荣一起插秧时说，虽然不知道“516反革命集团”是什么，但对于学音乐的他们，“516”就是“sol do la”，于是俩人约定一定拿“sol do la”写首曲子。1975年借为时任柬埔寨国王的西哈努克亲王生日献演之机，东方歌舞团回到了北京。1984年，当他与中学同学马希文聊起过去的日子时，灵感一涌而出，著名的《第一二胡协奏曲》就这样问世了。曲子的第三乐章从头到尾只有sol do la三个音，它们在不同调性、不同旋律和不同乐器上尽情游荡。关乃忠说：“苦就是我创作的源泉和财富，这首《第一二胡协奏曲》就是我的‘血色浪漫’。”

柳暗花明 “梁祝”破冰

“文革”后，已年近四十岁的关乃忠感觉身处当时的环境下，才能难以自由发挥。经过仔细考虑，关乃忠决定丢掉“铁饭碗”，出去闯一闯。1979年他通过亲友关系获得了前往美国费城的邀请函，自此以后他的音乐人生便开始充满意外与机遇。

在去费城途径香港中转的公车上，关乃忠把钱揣在上衣兜里，结果被小偷偷了个精光。身无分文的他在香港几乎没有朋友，去费城的美国梦也化为泡影。无奈的关乃忠只好暂时住在了前中央乐团的一个朋友家。“大概有一个礼拜，我每天只喝水，吃一片面包。”

一天，一位印尼华侨女孩罗仿莉来朋友家里作客，得知关乃忠的处境后，罗仿莉将他引荐给了当时香港一家唱片公司的老板。为了生活，关乃忠当起了音乐制作人。当年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去香港考察时见到学作曲的他不进行创作，便训斥其不务正业。1985年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吴大江离任，关乃忠看到招聘启事前去应聘。刚进入香港中乐团的时候关乃忠很受歧视，于是他在1985年运用不同风格和手法创作了《拉萨行》，用实力为自己在香港中乐团赢得了稳固的地位。

在香港的五年是关乃忠最辉煌的时光。1988年红得发紫的香港中乐团受台湾经济演出公司邀请去台湾演出。当时台湾还不允许演出内地的作品，内心忿忿不平的关乃忠自作主张，“故意”为台下的蒋纬国演出了作品“梁祝”。中场休息时，蒋纬国在三十个头戴白钢盔宪兵的保护下进入休息室，关乃忠虽心里打鼓，但心想事已至此于是大胆问蒋纬国：“今天的‘梁祝’您觉得演得怎么样？”蒋纬国说：“这个‘梁祝’啊，咱们抛开政治不谈，旋律听起来实在是太美了。”第二天，蒋纬国这段话便成为台湾各大新闻报纸的头版头条。从此之后，内地的作品就陆陆续续开始在台湾演出了。此事过后，关乃忠在台湾成了业界名人，在高雄国乐团的盛情邀请下，关乃忠于1991年移居台湾担任高雄市中乐团指挥。在台湾关乃忠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写下了《花木兰》、《唢呐协奏曲》、《高雄之恋》等优秀作品。有一天正要出门的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台湾某移民公司召开移民会的消息，抱着去吃免费自助餐心态的关乃忠参加了此次活动。也正是这次不经意的“蹭饭”，给他提供了新的机遇，1993年底，关乃忠顺利移居加拿大，开始了他随性创作、享受生活的日子。

　 在世界舞台耕种民族音乐

2004年，关乃忠应朋友邀请与天津民族乐团合作回国录音。这次回国期间，关乃忠在于红梅的演奏会上结识了吴氏策划董事长吴泽洲。为了推广民乐，2005年在吴泽洲的运作下，关乃忠执棒天津民族乐团赴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用中国民乐打动了当地观众。2007年，关乃忠在张维良的邀请下，正式担任中国音乐学院华夏民族乐团的桂冠指挥，帮助他们排练，并于同年带领华夏民族乐团再次走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演出当日音乐厅座无虚席，许多观众还买了站票观看。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乐团不得不返场4次。

回想起自己挫折与机遇并存的音乐道路，关乃忠十分感慨。在自己充实精彩的音乐之路上，他也得益于夫人乔珊。乔珊是一位古琴家，由此他熟悉了古琴的音乐，也对中国古代的琴曲、琴歌、琵琶曲及古代歌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乃忠说：“有人说我的音乐包含着一种贵气，也许这就是我们古代文人气质给我的影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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