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于2012年
有两件事让我感觉到，在中国大陆存在了十多年的打口音乐将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一件事是环球唱片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份环球欧洲公司的库存目录，这个目录上有一万多种唱片。仔细询问，才知道这是欧洲公司的清仓目录。这不禁使我想到，现在很多大唱片公司都开始转型，从传统销售逐步过渡到数字销售，iTune模式的出现更加坚定了数字音乐的未来。另一件事是我听到一个广州朋友讲，一个在中国专门做欧美唱片盗版的人决定“转正”（转做正版），因为现在盗版市场也十分萧条。此人在过去的四年多的时间内做了近5000种盗版唱片，这种唱片的封面上都贴上一个黄色的小标签，上面有关于这张唱片的简单介绍，所以，人们习惯地称这种盗版唱片为“黄标盘”。
正版和盗版都做不下去了，看来技术革命真的改变了人的消费方式。而打口音乐，这个曾经哺育了几代中国歌迷的产物，也将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在90年代听欧美音乐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残缺的美好回忆。
打口音乐的出现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个时期恰好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的转型期。记得在1992年的某一天，我还在一个行政机关做职员，上午，我们开会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午，我就和一个买打口磁带的人约在单位门口交易，下班后我跑到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东单门市部门口，那里是打口磁带交易的据点。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确定，使我们有机会能听到更多的打口音乐。
在打口磁带出现之前，我们听欧美音乐的渠道相当窄。那时候北京有几家比较大的音像店：中图门市部、王府井外文书店、王府井北京音像书店、琉璃厂华彩音像店、珠市口音像店……在这几家北京地区最大的、品种最多的音像店里，很少能看到欧美流行音乐。音像制品主要以古典音乐、轻音乐为主，流行音乐最多不过是希腊歌手娜娜·莫斯科利（Nana Mouskouri）、美国歌手尼尔·戴蒙德（Neil Diamond）或者英国乐队“影子”（The Shadows），那些唱片一直摆在橱窗或柜台上，天长日久，上面积了一层灰。来买唱片的人几乎不知道这些人的音乐是什么样子。当时比较流行的是詹姆斯·拉斯特（James Last）、保罗·莫里亚（Paul Mauriat）或曼托瓦尼（Mantovani）这样的轻音乐团，或者是喜多郎（Kitaro）和让·米歇尔·雅尔（Jean Michel Jarre）的电子音乐。那时候的人们，几乎不知道外面还有“滚石”或“披头士”，更不知道现在歌迷嘴里滚瓜烂熟的朋克、重金属、布鲁斯……这样的名词。
媒体在介绍西方流行音乐的时候也显得非常慎重。当时介绍音乐的节目只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调频立体声节目，内容以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为主。1986年以后，轻音乐的内容多了一些，除了前面提到的三大轻音乐团之外，喜多郎、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音乐也经常出现，或者是一些外国电影里面的配乐。1986年，内地引进了一套磁带《恋人浪漫曲》，一共六盘。这些轻音乐虽然在演奏技巧和编曲上不如三大乐团精细，但有一点，这些乐曲都改编自欧美最流行的抒情歌曲，无疑，这套磁带对普及欧美音乐知识起到了不小作用。198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立体声调频节目中，开设了一档“美国音乐一小时”节目，主要介绍美国乡村音乐和民谣，肯尼·罗杰斯（Kenny Rogers）、威利·纳尔逊（Willie Nelson）、琳达·龙恩斯达特（Linda Ronstadt）、克里斯蒂尔·盖尔（Crystal Gale）等一大批歌手被介绍进来。第二年，又一档“外国音乐一小时”节目开播，这个节目是由一个叫肯尼·布鲁姆的美国人操办的，后来成为华纳唱片公司中国部总裁的许晓峰当年也在这个公司任职。这个节目同“美国音乐一小时”相比，显然摇滚了很多，它基本上把当时比较流行的欧美摇滚乐都介绍到了中国。从“警察”乐队到R.E.M.，从乔迪·沃特利（Jody Watley）到XTC。但是这个节目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当时纸媒体也很少介绍外国流行音乐，这让很多对欧美音乐感兴趣的人无从所知。80年代后期，曾经有一本书《海外红歌星》，介绍了“披头士”“滚石”“谁人”、鲍勃·迪伦、吉米·亨德里克斯、埃里克·克拉普顿、迈克尔·杰克逊，除此之外，再找不到相关介绍。非音乐类书籍里面提到的音乐内容也只能散见在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和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中的部分章节中。但恰恰是这两本书，成了中国人最初了解摇滚乐文化的理论基础。报纸几乎没有关于西方流行音乐的介绍，“摇滚”更是一个让人忌讳的敏感词。
相比之下，上海要比北京开放得多，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派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迷恋。80年代，上海电台就开始介绍西方流行音乐，上海中唱办的《音像世界》成了当时唯一一本还能介绍点西方音乐资讯的杂志。
不管怎么说，人们还是能通过各种渠道听到欧美音乐。而最先接触到的欧美音乐往往又是最流行、最好听的，这勾起了人们对欧美音乐的好奇心，至少它听起来比较人性化，能直接进入到人们的心灵。但是，不管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还是当时负责审批进口音像制品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和文化部，对欧美音乐的审批还是比较严格的，能进口或引进的产品不仅单调，而且听起来并不过瘾，这些引进完全不是按照市场来进行的。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打口磁带的出现恰如其分地弥补了中国歌迷们的内心饥渴。
在打口磁带出现之前，我们搞到音乐的渠道比较单一。后来，经常去中图门市部的人慢慢形成了一个小交易市场，大家没事就把自己复制的磁带带到那里交换，时间大约是1990年和1991年。虽说中图引进的品种不多，但是中图每两年举办一次进口音像制品展，每次音展国外公司都会给中图一批样带，后来，中图便把这些样带陆续拿出来处理。进口磁带每盘价格在10至14元，这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如果你能买到一盘，在中国可能就是唯一的一盘。于是买到的人会给没有买到的人复制，互相交换。那时候，找一台很好的录音机复制，找一台很好的复印机复印封面成了我们最高的追求。我们都喜欢用夏普777复制，效果极佳，信号损失小。而对复印机的要求也高，复制出的封面看上去纹理清晰才行，然后把封面剪下来，折好，塞进索尼、TDK或万胜磁带中，感觉和正版没什么区别。我们通常就是互通有无，很少有靠这个卖钱的。
1990年，我第一次去上海。之前就听上海朋友说，上海中图门市部也有类似的交易，到了之后，发现的确有不少人复制大量的磁带在门市部门口兜售，上海人管这类人叫“拷兄”，复制的磁带价格在5至10元不等。上海不愧是一个商业城市，处处都散发着商业气息。当北京人还停留在用兽皮换兽皮的阶段时，上海人已经开始用贝壳换兽皮了。这种复制交换的规模很小，当时喜欢欧美音乐的人本身就不多，所以，这种方式在当时能解一时之渴。
下面该说说打口带了。关于这个东西，有很多种称呼，比如打口带、打口盘、口带、口盘。根据处理的方式不同，还有眼儿盘、原盘等等。从我目前能看到的打口音像制品来看，可分为打口、扎眼儿、横切、碾压以及原盘这几种。打口是最常见的，就是在卡带或光盘上锯一道几毫米到2厘米不等的口子。如果是光盘，并且灌录的内容较多，那么最后四五首歌可能就会惨遭切割；如果内容较少，会幸免于难；如果是卡带，一般不会锯到磁带，如果是从卡带的上方锯开，磁带不会被打断，如果从下方锯开，就会把磁带打断，如果只打在引带部分，则是万幸，如果打在有录音内容的部分，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扎眼儿的卡带和光盘都有，一般而言，扎的部位都不会影响听，如果是卡带，换一个盒即可，如果是光盘，用刀将眼口突出的部分削去或者用烙铁将其熨平就行。横切和碾压的品种比较少见，估计这种方式幸免于难的不多。另外就是原盘，原盘就是没有伤及封面和盘面的唱片，几乎和原版没什么区别，只是“面相”上差了很多，比如包装上有破损、盘面上有划痕，因此原盘的价格比原版的要便宜很多，一般价格在10至30元不等，比较稀缺抢手的可卖到80元左右。一般我们管这类高价位的唱片叫“尖儿货”，主要就是比较少。反之我们叫做“糟泔”，就是无人问津的那些东西，这类唱片往往数量比较多，或者不为人知，价钱也相当便宜。糟泔有时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尖儿货。中国人在区分尖儿货和糟泔的时候，往往是根据数量的多少和名气的大小来判断。由于打口音乐是一种很奇怪的商业行为，它的传播和推广不是公司行为，而是人们的口碑。由于它也不是唱片公司按量生产或损坏的，所以都比较没谱。就像我们下河捞鱼，一网下去，指不定赶上哪一拨鱼，捞上来什么是什么。中国歌迷的审美也往往受限于这种另类的市场行为。
打口带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在我们刚刚见到打口带的时候，都在猜测这种神秘舶来品，在中图门市部门口，关于打口带的各种传言随时都能刮到耳朵里。比如：它是一个美国人知道中国有一批人渴望听到和他们一样的音乐，然后弄了一船，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把货送到中国，可是刚一靠岸，就被我南方港口缉私大队发现，一看全是磁带，这还了得，这就是用西方腐朽文化腐蚀我们中国新一代青少年，达到他们和平演变的目的，必须统统销毁。于是送到一个残忍的地方，将这些中国歌迷心爱的唱片摧残得面目全非，准备送到塑料厂回炉。结果路上被人劫持，偷偷弄出来卖，就这样，它从广东某个港口逐步散播到全国……这很像电影《侠盗罗宾逊》，类似这样的段子，在中图有很多版本，我们这帮人当中都希望自己有个在南方海关工作的亲戚，想象着偷偷钻进仓库里，把最好的尖儿货一网打尽。所以，在打口磁带出现的早期，还有一个称呼，叫“罚没带”。关于打口磁带的传言，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但我一直怀疑打口带是海关收缴罚没后处理的说法，1992年，我给《北京青年报》写过一篇《神秘的打口带》，曾经分析过它的来历。但由于当时见到的打口带数量不多，并没有分析出什么道道来。我后来发现，打口带的内容是有一定规律的，比如最早进到中国大陆的打口带全部是华纳唱片公司的，之后是百代、索尼、宝丽金公司；但是具体品种却很乱，流行的、摇滚的、另类的五花八门。如果说有人想走私进口，那么，首先品种上一定要有选择，其次质量上一定要是正品，即便最后被没收损毁，也都能看得出它原来是正货。从一些贴在磁带上的标签说明我发现很多磁带可能原来当做样带，这些样带可能摆在唱片店的柜台或橱窗中。那么，打口带是不是外国唱片公司或音像店的处理货呢？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要处理呢？
1994年，我在北京见到宝丽金唱片公司香港公司总裁李志荣先生，向他咨询了打口磁带的来历，李先生的一番解释才让我明白为什么会出现打口带了。实际上，打口带是国外唱片公司保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唱片公司与艺人在签订唱片合约时，会有一条，公司保证卖出多少张唱片，然后根据卖出的唱片来支付版税。但是，不会有人能把市场算得那么准，唱片公司在唱片加工时只能估摸出一个大概数字，比如U2的唱片估计能卖出1000万张，但实际上只卖出了990万张。唱片公司只能根据实际销售数字与艺人结算版税，剩下的10万张就不能结算。这些滞销的唱片，公司不能降价或偷偷销往其他国家和地区，以规避向艺人支付版税。于是，公司当着艺人（或代理人）的面，当众销毁这部分滞销产品，这些被销毁的部分不再给艺人提取版税。
其实，被销毁的磁带唱片不仅仅是滞销部分，还包括加工、包装、运输、零售过程中出现的破损、错版、退货等残次品。很多人认为，打口唱片如果没有打到歌，音质就没问题，实际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很多打口唱片都有音质问题。这些被毁掉的磁带唱片就成了废塑料。但损毁的方法略有保留，只要在磁带、唱片上面打个口子或扎个眼儿，就成了废品。这么操作在艺人那里也能说得过去，但凑合也能听。在我们仔细观察这些打口、扎眼磁带、唱片时，会发现，他们处理得相当艺术，都损坏得恰到好处，为废物利用留下了空间。然后，它以废塑料的价格倾销到其他国家。无法从正规渠道听到外国音乐的中国人，就把听打口音乐当成了解西方音乐的唯一正规渠道，但是打口产品的随意性事实上还并不能让我们对欧美音乐有一个全面了解，正如打口带的残缺一样。
我第一次见到打口磁带是在1990年，那时候打口磁带还没有通过废塑料方式进入到中国，因为这盘磁带是在中图门市部里面发现的。当时我买了一盘先锋爵士乐队Last Exit的卡带，拿到手发现，磁带盒边缘上被轻轻地锯了一道痕，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道伤痕，更不知道是谁干的。由于这盘磁带定价6元，我更相信这是中图的人自己干的。在当时很多密纹唱片上，也能看到某一角被锯了一个2厘米深的口子，定价在10至33元之间。后来，我认识一个跟我兴趣差不多的人，在北新桥的一家音像店里，他指着唱片架上的一张唱片眉飞色舞地向我介绍这张唱片有多好多好，他说：“我认识的所有外国朋友都认为这是一个最牛逼的乐队，他们都不听别的，就听他们的唱片。”这张唱片的封面是黑白照片，上面有一行字：The Velvet Underground White Light， White Heat。
我想这张唱片一定不错，便掏钱买了下来，回家一听，太难听了。当时不知道这个“地下丝绒”乐队的来路，30块钱的唱片对我来说是高消费，我的心里很不平衡。然后我就开始查找这支乐队的资料，试图通过事实来证明我的选择比较划算。两年后，我写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这支乐队，把它吹得都到天上去了，说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出版后就卖掉了500张，但是听过这张专辑的人都去组乐队了。我可以引导更多的人去买他们的唱片，这样我心里就平衡了。后来，所有卖打口的人都会把“地下丝绒”当成尖儿货，盗版商把所有“地下丝绒”的唱片都盗版了，这就看出了打口一代人的另类而不现实的欣赏口味。
事实上，他们的影响确实很大，甚至因为他们的影响而组建的乐队远远不止500个。几年后我找到这张唱片的歌词，发现里面有一首歌叫《礼物》（Gift），当我把这首有1400字的歌词看下来，才发现当年花的30块钱真是物有所值。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有一对男女中学生，因为上学分开了，男孩很想这个女孩，但是没钱去看她，便想了一个主意，把自己打进一个木箱子里当邮包寄给了女孩，女孩收到了木箱子，虽然看到了提示，但是打不开，便和伙伴一起用锯把木箱子锯开了。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这个自作聪明的男孩被锯成了两半。我当时就想，外国人写歌词都是讲故事，这样的故事应该拿到《纽约客》上发表。我们写歌词就是诗一般的语言。然后我又想到中国电影为什么不会讲故事，大概跟平时的训练和传统有关系吧。
我第一次在北京看到大批打口磁带是1991年的初冬，一个朋友告诉我，在琉璃厂华彩音像店进来一批外国处理的磁带。我们赶紧跑过去，一看就傻眼了，平生头一次看到这么多外国进口磁带，大约有400种，而且有很多是我朝思暮想的。当时磁带很贵，14元一盘。我仔细看了看，所有磁带都被打了一个深深的口子，我迟疑地问，这还能听么？同去的朋友显然很有经验：“没问题，接上之后和原版没什么区别。”因为那时候辨认外国磁带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磁带封面是折在带盒里面的，而不是像国内出版的磁带封面都包在带盒外面。另外，磁带本身大都是透明塑料，里面是黑色衬纸，然后文字是打印在塑料盒上的，这样看起来很酷。在当时的打口带中，还有一种是白色带壳，这类磁带四角没螺丝钉，采用卡口方式压合的。一旦磁带被打断，就只能把带壳拆开，但拆开之后就合不上了，即便勉强合上，也不严实。所以，就只能想出一种在不撬开带盒的前提下把断带的头引出来的办法，用一个金属片伸进去，轻轻地把带头引出来。当年听打口带的人，差不多都会这个手艺。这次买打口带，我听到了一个名字：叶波。朋友说这批磁带就是从他手里运过来的，他是杭州人。我当时想，要是能认识他就好了，听带子就不愁了。
第二年7月，有一天，跟我一起写《对话摇滚乐》的章雷从杭州打来电话，说他手里有一批打口磁带，问我接不接。我不会做生意，除了小时候帮助家里卖过水果之外，就再也没卖过什么。我问，你手里的这批带子都是什么货色？章雷用很自豪的口吻开始报菜名，当他说到第三个名字的时候，我说，有多少，我都接下来。这批磁带一共有七百多盘，是章雷精挑细选出来的，依我的判断，大部分在北京消费打口带的人眼里都是尖儿货，你想想，在这批打口带中，U2都算不上尖儿货。多年之后，曾经在我这里买这批打口带的人见到我还说：“你那次进的货是我见到的最好的，我后来再没见过那么尖儿的货。”
我的确不是做生意的料，在这批磁带运到北京之前，我心里还盘算着，一盘磁带如果挣5块钱，就将近4000块钱，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得了的数字了。当几箱子磁带拉回家之后，我过了一遍，先把自己喜欢的留下，当然，我留下的每一盘都是要付钱的，我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最后竟留下了将近两百盘。然后我跑到中图门口，把这个消息告诉经常在那里流窜的人，之后的几天内，一些留着长发的青年就常出现在我家院子里，后来保卫处的人找到我家，说最近发现总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出入我家，是怎么回事？
我实在不忍心去黑那些热爱摇滚的青年，那些尖儿货我最高价格20元，都觉得高了。第二天，我去中图，昨天从我手里买下“枪炮与玫瑰”的一个小伙子，在中图门口以45元的价格把这盘磁带出手，他比我挣的还多。最后，当我把这批磁带全部出手之后，一算账，才挣了两百多块钱，而不是事先预计的4000块钱，然后我的一个朋友把剩下的磁带处理给一个五道口专门卖打口磁带的贩子。后来我对卖打口磁带也没什么兴趣了，之后有很多人找到我，问我接不接货，我也有一搭无一搭。我总觉得，指望这个挣钱太麻烦，不像当时很多喜欢摇滚的人，都以贩养“吸”，我后来又进了300盘磁带，但是都不太好卖。
我不愿意去中图，一方面天气比较热，另一方面总有城管的人查抄，我就在家里摆摊，顾客上门。有一天，一个说话特深沉的人来找我，他戴着一副远视镜，皮肤黑黑的，见到我就说他喜欢鲍勃·马利。我一听高兴坏了，手里一堆鲍勃·马利的磁带处理不出去，可见到一个知音了，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都卖给了他。N年之后，在一次还算比较正规的摇滚演唱会上，我看到台上有个人正在唱布鲁斯，我定睛一瞧，这不是买我的鲍勃·马利磁带那个人吗，怎么改行唱歌了？后来一打听，说这支乐队叫“鲍家街43号”，那个唱歌的人叫汪锋。
由于打口磁带的货源源源不断运到北京，中图门市部的门口开始人丁兴旺，尤其到周末，就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到这里交换磁带。这时候北京人已经开始真正的交易了，最多的时候，门口能聚集大约一百多人。这些摇滚青年打扮都比较出位，很另类，那感觉就有点像一场摇滚演出之前场外聚集的一帮人，这引来城管的注意，他们经常在下班的时候突然袭击，没收这些人手中的录音机和磁带。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们聚会，这种状态在中图门口持续了有一年多。
我在中图门口混的时候，几乎不买打口带，一是我喜欢的那些东西在中图门口几乎很少看到，二是他们卖的价都太高。我经常去主要是从这里能听到很多小道消息，比如哪里上新货了，或者关于某些人的传奇。比如，那时候我就经常听人提到一个名字，这个人叫付翀。一提到这个人，人们不约而同地说：“这小子太黑。”我一直想见见这个传说中的“黑客”，但是阴差阳错一直没有见到。等我有一天认识了这个人，第一次跟他聊打口磁带的故事，他已经是新蜂唱片公司的老板了。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当年做普通老百姓的故事。他能把一盘重金属磁带卖到50元，不过这还不算黑，有一次，一对恋人见他卖打口盘，看中了Roxette的唱片，付翀报价是60元，实际上已经打掉了两首歌，这对恋人一摸兜，发现钱不够，就对他说，在此稍候，他们回去取钱。稍顷，这对恋人回来，急急忙忙地问：“那张唱片还在么？”付翀说给他们留着呢。那对恋人又问：“是90块钱么？”付翀连磕巴都没打：“没错。”恋人拿出90元，兴高采烈地拿着唱片走了。莎士比亚说：“人在恋爱时是最愚蠢的。”我狠狠地骂了他一句：“你丫真他妈黑。”付翀说：“你知道我给大张伟买一把吉他要花1万元，我得卖掉多少打口带呀。”好像当时他就想到了他能成立个唱片公司似的。实际上，他都当了唱片公司老板了，还在卖打口带，可见他的打口情结是多么深。
后来，随着五道口农贸市场打口集散地的兴起，中图门市部萧条了。最初，有个姓钱的人，专门在五道口卖打口磁带，杭州过来送货的哥们张帆最后就是把我卖剩下的磁带处理给了这个人，我没挣到钱，这个姓钱的人就挣到了钱。据说此人比付翀还黑，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他卖性手枪的磁带卖到了400块，高得有些太离谱了，就算是原版唱片最高也不过160元左右。可在当时，打口带刚刚出现，奇货可居现象比较严重，所以让一些不法商贩有了可乘之机，坑害了不少无知但又非常热爱音乐的人。当时还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段子，有个人受老婆嘱托，手里拿着700块钱去商场买洗衣机，路过卖打口带的地方，脑袋一发热，用700块钱买了4盘磁带，没过多久，这哥们的老婆找上门来，和带贩子吵闹了半天才把钱退回去。
五道口最繁荣的时候，一排铁皮房子的杂货摊有十多家卖打口的，货源、品种之丰富，引来无数人光顾。打口音乐属于暴利，几毛钱一公斤的废塑料从南方的港口运到北京，就是几十块钱一盘。但是这就是市场规则，正规的音像店里没有，就肥了这帮卖打口音乐的人了。
后来玩摇滚的人很多都有卖打口音乐的经历，比如“麦田守望者”“天堂”、左小祖咒等等，这大概也算是中国特色吧。
我终于通过章雷认识了那个叫叶波的人，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有一批打口带，将近半火车皮，问我接不接，我没敢接，因为我不知道把这么多东西放在哪里，于是我给他找了一个下家，堆在一个仓库里，我挑了两天才给挑完，那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多一次打口磁带和唱片。这些东西堆在屋子里，我爬在最上面，脚底下踩着谢尼德·奥康纳（Sinead O'Connor）、理查·马克斯、“铁娘子”（Iron Maiden）和“平克·弗洛伊德”，我仿佛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这堆垃圾中间，我又是那么渺小。不过那批货真的是烂，几乎挑不出什么好东西。据说那个接这批货的人卖了半年也没卖完。叶波也够黑的，他每公斤0.12元进的，一块钱一张出手。
后来，叶波又跟我联系，说手里有一批新加坡版的磁带，问我要不要，我说什么品种，他报上来的品种都是在北京很抢手的，我问有多少，他说5000盘，我说都要了，前提是必须是新加坡版，他说没问题。
其实所谓的新加坡版，只有宝丽金一家公司有，因为宝丽金在新加坡有分公司和加工厂，这种磁带在80年代中后期在国内很多，都是中图进口的。这种磁带不透明，两面有AB面贴纸，但做工很精细，音质也很好。但叶波在南方跟我通电话时就让我起了疑心，因为他报的品种当中有几个不是宝丽金公司的，比如“枪炮与玫瑰”“平克·弗洛伊德”等。我想里面肯定有什么花活，所以就等他这批货来。终于，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货已到京，在东郊火车站，我按他指定的地点去接货。在一个仓库里，我看到了这批货，我说拆开一箱看看，他不同意，让我赶紧把货取走。我不答应，在搬运过程中，我发现有个纸箱子的一个角破裂，磁带露了出来，我随手抽出一盘，是“枪炮与玫瑰”的《运用你的幻觉》（I），我看着磁带封面，顿生疑窦，第一，封面印刷很糙，第二，磁带重量不对，第三，英文“Use Your Illusion”中的“Use”印成了“Vse”。新加坡版的磁带绝对不会出这种低级错误。显然，这批货根本就不是什么新加坡的，指不定他从哪里弄的。我当时没说什么，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于是我们开着130卡车到了真武庙，那时候真武庙二条还是饭馆一条街，我们找了一个饭馆坐下，我说，咱们听听“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之阴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吧。于是就在饭馆的录音机中放这盘磁带，当A面放完时，我就更加坚信，这批带子的的确确是伪造的，因为《月之阴暗面》这盘带子很有意思，A面最后一首歌实际上是B面第一首歌，B面第一首歌实际上是A面最后一首，两首歌调过来了。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叶波手里的带基不够长，所以只好换一下，均匀一下时间。
饭桌上，我对叶波说，这批带子我不能接，因为是假的。他狡辩，我最后不得不把事实摆在他面前。他只好承认，这3个月，他在南方就干了一件事，天天用双卡机复制磁带，这5000盘让他毁掉了好几台录音机。
1994年春天，我去了一次天津，正好赶上八里台进了一批新货，我转了一下午，买了25张唱片，这是我第一次买打口唱片，也差不多从这时起，打口唱片成了打口市场的主流，打口磁带越来越受到冷落。后来，我再也没有买过一盘打口磁带，哪怕它是一张我非常喜欢听的专辑。
1999年底，当我编的《欧美流行音乐指南》这本书要出版的时候，我曾经跟出版社说，能否把名字改成《打口唱片选购指南》？把出版社的编辑吓了一跳。付翀对我说：“回头你一定要送我一本。”我说没问题，我一定给书锯一个口子之后送给你。
打口带变成了打口唱片，打口唱片又变成了扎眼儿唱片，扎眼儿的又变成了原盘，打口在中国走过了15年左右的时间。15年，中国摇滚歌迷从小众逐步壮大起来，中国的摇滚乐在打口音乐的恩泽下也逐步壮大，但正如打口音乐本身就是处理品一样，听着打口音乐成长起来的人玩的音乐听起来也像处理品。中国摇滚乐在资讯突然变得丰富之后并没有长足的进步，相反，它陷入了一个怪圈，摇滚乐在中国本身就是小众消费，乱七八糟的打口音乐让这批小众又分化成更多的小小众，结果每一类音乐都有听众，但是都不多。听打口音乐的人，到最后听的都是名词，而不是音乐。残缺的打口音乐，让几拨人的音乐口味变得残缺不全。它不仅导致听众口味的偏执，也影响了演出市场，不管欧美大牌还是地下艺人来中国演出，观众都不多。打口音乐也直接影响盗版市场，如果仔细扫描一下盗版品种，你会发现它和打口领域人们追逐的尖儿货品种极其相似。15年的打口音乐的影响，足以形成一种文化结构，当这种文化形成了，你才会发现它的残缺。当今天我们对很多音乐领域的现象百思不解时，是否想过，这很多都是打口音乐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
但话要两头说，没有打口音乐，我们哪有机会听到这么多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