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上二人台名曲一首：过吧大年 头一天，我和我的兄弟来拜年……”这是闵惠芬春节给我发来的短信，字里行间充满了乐观、激越和热爱生活的情绪，没有丝毫要辞别这个世界的意思。
可现实是无情的，刚过68岁，她就走了，她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大量的美妙、动人的乐曲，让人们世世代代感激、怀念这位世界最著名的弦乐大师、中国二胡皇后。
我女儿曾跟她的父亲、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闵季骞学习琵琶，长达10年之久，因此我和闵先生成了忘年交，也渐渐熟识了闵惠芬。江苏教育界的一些同仁知道闵惠芬热衷于民族音乐的普及与推广，因此常通过我邀请闵惠芬去讲学、演奏，还多次担任过她的舞台监督。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她曾多次说，我们的性格很投。
她右手的拉弓力度，一般男演奏员也难以达到
闵惠芬似乎是为音乐而生，为二胡而长的天才。17岁就在高手云集的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中，夺得一等奖的第一名。
然而在她那征服了亿万观众、听众的高水平演奏的背后，几多汗水，几多艰辛；她对音乐的痴迷与崇敬，是一般人不了解，也看不到的。
一位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行家对我说过，不说她的演奏技巧，单就她的右手的拉弓力度，一般男演奏员也难以达到的。
她父母在南京住在一幢公寓房的五楼，六楼住着我的同事吴老师。吴老师经常向我报告：“这两天闵惠芬回来了，从早到晚，二胡声不断，简直是个琴痴！”
1995年3月的一天，我去看闵先生，恰巧她在拉《二泉映月》，我自然地说了一句，“这个曲子你还要练啊？”因为我知道，在“文革”中，她曾躲在一个小旮旯里，跟着阿炳的唱片，天天拉这首曲子，拉了半年多。平时演出，这又是必演曲目，自然是烂熟于心的。
她微微摇着头，十分感慨地说：“唉，我到六十岁不知能不能把这首曲子拉好？”那年她接近五十。同时她又告诉我，对于这样的曲子，拉多了会“油”，有时会不知不觉地多一个装饰音，少一个附点。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她都会认真地读读谱，还主动要求上台干拉（不要任何伴奏），以考验自己的音准水平和背谱准确率。
正式演出前，她不说闲话不会客
在闵惠芬的心目中，音乐是生命，观众是上帝，这既是她的笃信，也是她的人生准则。
极具个人特色的“民乐普及讲座音乐会”，闵惠芬举办了不下千场。在我协助举办的十数场这一活动中，她，她的扬琴搭档和闵季骞先生，每次要演奏十个以上的曲目。开场前她都认真地察看舞台场地，会标怎样设计，侧幕怎样安排，讲台、话筒怎样排列，一一检查。连讲台上的一束鲜花，也要考虑到既美观，又不遮挡观众的视线。更重要的是，所要演奏的曲目，都像正规音乐会前的彩排那样，一一过堂。正式演出前，除了埋头化妆，认真准备乐器外，闵惠芬不说闲话，不会客：这是她雷打不动的规矩。
1997年在苏州一个市的演出，出过一个意外：开场前十多分钟，书记驾到，而且来了就要见闵惠芬，可能出于客套，抑或是礼节，总之早在此等候的市长也答应陪同接见了。找到我，让我引见，我为难了。给他们解释，闵惠芬怕影响情绪和演出质量，演出前不会客，他们仍坚持要见。我只好到后台向闵惠芬报告，她一听就嚷嚷开了：“不见不见不见！”我说：“就握个手，其他交给我。”“就握个手啊！要上台了，见什么见！”勉强答应，还嘟囔了一句。
1999年在金湖，临开场前，闵惠芬塞给闵先生一支粉笔，说“嗲嗲，轸子上加点粉笔灰。”（轸子是乐器上系弦的锥形柱子，加粉笔灰是防轸子松动，免得跑调。）
闵先生解释说已调好琴弦，不必再加粉笔灰了。闵惠芬终于沉不住气了：“你下午在湖上弦就不准。”
下午我带他们参观了金湖高邮湖中央的一所水上小学。说是学校，实际上是一艘水泥船，船舱就是教室。当时有十几个学生，一位教师。民办教师万后宏坚持水上教学的事迹，闵惠芬听了很受感动，表示一定要去慰问一下。她给师生们演奏了3首二胡曲，请闵先生也弹一首琵琶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
由于进舱的门很矮，闵先生不小心，琵琶轸子碰了一下，音有点不准。闵惠芬当时一直皱着眉头，没吱声。她怕晚上老爷子再跑调，于是就用这个方法委婉地提醒一下，想不到老爷子不买账。
“下午我是不小心。”这话触到了闵惠芬的内心禁区，于是声音高了起来：“音乐家怎么可以音不准呢？演出怎么可以不小心呢？”气得老先生在后台打起了太极拳。他用这种方法，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想与女儿顶撞。
散场后，闵惠芬对爸爸的照顾，真是细致入微，活脱脱一个孝顺女儿的形象，谁看了都会感动，同演出前那副吃相判若两人。
2000年，闵惠芬应邀去建湖和东台。因为她的扬琴搭档临时有事，去不了。闵先生给她请来一位扬琴副教授，她提前到南京排练。在排练过程当中，她认真细致，一个一个曲子反复练，反复配，有的地方甚至一小节一小节地“抠”。但有时她说话很不客气，有时语气很重，有时直截了当地指责别人。我在边上直着急。心想，你这种态度，下回还有谁愿意帮你！
下来，我提醒她：“人家是请来帮忙的，你不能客气点？”
“客气，我懂！可是她将要面对的不是我闵惠芬，是上千观众，我们要对得起他们，这个最重要。如果这点都做不到，下回她求我，我也不跟她合作。”
这次活动结束后，这位副教授悄悄跟我说：“如果闵惠芬下次还举办这样的活动，你还让我来，好吗？”
“人家会设计长江大桥，会造原子弹，我会什么”
1996年冬天，在闵惠芬的母校——丹阳实小和丹师附小的活动结束以后，闵惠芬同我们聊天。她随和，活跃，有时甚至有些孩子气。一位电视台的记者情不自禁地插话问道：“我采访过不少文艺界的人士，有些人远没有你那么大的名望，可架子特别大，说话的口气更大。你怎么一点架子也没有？”
她的回答，既朴实又耐人寻味。
“一个人如果成天端着个架子，你说累不累？自己觉得了不起，可别人都对你侧目，活得还有什么味道？再说我闵惠芬有什么资本去摆架子。人家有人会写一本一本的书，会设计长江大桥，会造原子弹，我会什么，不就会拉个二胡么？不过话说回来，要拉就拉好，让听的人觉得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愉快。如果我的乐曲对他们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认识生活，有所启发，有所促进，有所借鉴，我就更满意了。”
她经常同业余爱好者合奏、重奏。她还多次在几十人、上百人的小学生的乐队里，担任领奏。
有次去菜场买菜，一个卖菜的指着她说：“这人好像闵惠芬哎！”“对！我就是闵惠芬，会拉二胡！”说完，周围的人同她一起哈哈大笑。
这就是我认识的会拉二胡的闵惠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