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先后在影片首尾两次出现，这首雄壮有力、催人奋进、充满战斗精神的歌曲，很快流传开来，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战歌曲。1949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中国的代国歌，1982年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今年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80周年，这传唱了80年的经典歌曲鼓舞和影响了无数人，然而，每当我们唱起它，却不知道在它的背后也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是‘傻子歌’，是《义勇军誓词歌》”
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当中，并未出现“义勇军”三字，那为什么最终的歌曲名称会是《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到底是怎样一支部队？它和这首歌曲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义勇军”并不是一支正规军，而是民间武装力量。“义勇军”的全称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是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东北三省和热河（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一带爱国军民自发组成的民众抗日武装。
1933年2月，聂耳随同上海“辽吉黑热后援会”慰问团，来到热河抗战前线慰问和采访驻守在那里的锦州黑山县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在那里，聂耳第一次听到了《义勇军誓词歌》。
“当他们（慰问团）给一营和二营发慰问品的时候，我就指挥三营官兵唱《义勇军誓词歌》。”时任骑兵旅第一团三营营长的刘凤梧在回忆录中写道：“聂耳听到歌声，来到我们跟前。聂耳是南方人，他问我们，你们唱的调子是《满江红》可是歌词是用东北话唱的，我听不懂，唱的是啥子歌？我听成是‘傻子歌’。我告诉聂耳，我们唱的不是‘傻子歌’，是《义勇军誓词歌》。”
聂耳当时非常激动，他操起小提琴拉起了《满江红》的曲调，大家随着琴声唱了起来。聂耳又向刘凤梧索要了《义勇军誓词歌》的歌词，大声地朗诵出来：“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这首《义勇军誓词歌》也成为后来聂耳和田汉共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素材。
没有朱庆澜就没有《义勇军进行曲》
这次深入热河前线的慰问，对于聂耳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而说起这段历史，就不能不提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朱庆澜将军。
在中国近代史上，朱庆澜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曾受段祺瑞任命为广东省省长，但后来因为反对张勋复辟，力邀孙中山进粤主持“护法”而遭段排挤。他曾应张作霖之邀，任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将铁路沿线俄国所占100多万亩土地全部收回。后来朱庆澜长期从事慈善救济与抗日救亡事业。
1932年春，朱庆澜到北平会见张学良，提出在北平设立“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建议，取得张学良的同意和支持。后来朱庆澜领导的“后援会”在热河抗战期间曾经5次奔赴热河前线进行慰问和视察督战。在热河抗战最激烈的1933年2月，朱将军又亲自赴热河前线慰问督战，并带领上海的电影公司拍摄了纪录片《热河血战史》，聂耳就是这次去的热河。
“热河抗战”虽然失败，但是“义勇军”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朱庆澜将军壮志未酬，决心以艺术形式再现东北义勇军那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于是在1934年，朱庆澜出资赞助“电通影业公司”拍摄了电影《风云儿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朱庆澜，也不会有《风云儿女》这部电影，也就更不会有《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
田汉的歌词是在狱中写成吗？
电影《风云儿女》由田汉编剧，田汉入狱后，由夏衍接任未完成的编剧工作。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创作过程，八十年间流传过多个版本，现在流传比较广的是：田汉入狱后，在狱中将歌词写在了一张烟盒锡纸上，其妻林维中借探视之机带出歌词，并交给聂耳谱曲。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国歌历程》一书中称：“读田汉本人自述，这首歌词是作为影片男主角、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这就意味着，田汉在创作电影文本时已经完成了这首词作。而且田汉本人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这首歌词）我原本想写得稍长，但歌词写好后，因拍摄前我即被捕入狱，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首歌肯定是在其入狱之前就写好的。
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报》上载有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一文，或许能够解开这个谜团。文章称：“有人误传《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连田汉本人也模糊了，其实田汉的《入狱》一诗才是写在这种衬纸上的。在田汉入狱前，他已经交给剧组《风云儿女》剧本梗概，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就写在梗概原稿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书桌上耽搁了一个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
“义勇军”三字是谁加的？
电影拍摄完后，它的主题歌还没有歌名。据说当时田汉写的歌词原准备写成一支军队的战歌，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词谱曲上也只有“进行曲”三个字。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据说是朱庆澜画龙点睛地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于是歌名就最终确定为《义勇军进行曲》。
但是关于此细节，也存在不同的说法。有说法称，“义勇军”三字是当时电影的编剧之一夏衍加上去的，但是2003年5月上海《世纪》杂志登载的文章《夏衍没对<义勇军进行曲>作修改》一文中称，夏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邹爱国的采访时，否认了他本人对《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做过任何修改，他只是对歌词“重新辨认誊写”了一下。
1983年12月15日，田汉的弟弟田洪曾在《湖南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哥哥（田汉）建议取了个杀敌抗日的名字——《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词曲定稿，自始至终都是聂耳和田汉一起进行的。但对于此说法，业界也有不同意见：既然二人已然商量确定好了歌名，为何聂耳从日本寄回的曲谱上只有“进行曲”三字？难道聂耳忘记了此前商定好的歌名吗？聂耳的歌曲原稿，现在就保存在位于上海市荆州路的“国歌展示馆”当中。
真实情形到底如何，现在谁也说不清。八十年来，《义勇军进行曲》伴随中国人民走过苦难，走向光明，如此看来，“义勇军”三字到底是谁加上去的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