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詹姆斯《天体的音乐——音乐、科学和宇宙自然秩序》一书中，有一张爱因斯坦与勋伯格1934年4月拍摄于纽约卡内基大厅的照片。照片里二人都打蝴蝶结，爱因斯坦黑色，勋伯格白色，像听一场音乐会前的合影。让爱因斯坦这个喜穿邋遢服装，不拘小节的老头一本正经，是一桩难事。可见当时美国音乐界与科学界已经把勋伯格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二者都是“相对论”的发明者，一个是物理学家，一个是音乐泛调性的革命者。穿着的相似性，仿佛彼此心照不宣地同意了这种看法。
当然，两位不同领域的大师并不是一回事。从对世界的影响来看，爱因斯坦明显正面一些，相对论是今天光纤乃至手机使用的理论基础，也是原子弹制造的依据；勋伯格的泛调性即十二音体系，却在占据教学与创作的统治地位以后，让严肃音乐趋于末路。在有人问及勋伯格与爱因斯坦的关系时，他说“在这两个努力的领域里可能有一种关系，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1895年生于德国的欣德米特，比奥地利出生的勋伯格小了21岁，算晚一辈的作曲家。从一生的经历来看，两人有些相似：年轻时创作风格激进，中年后都到了美国，成了美国公民（勋伯格1951年病逝美国，晚年回乡的欣德米特死于德国）。但就美学指向上探究，二者是不折不扣的敌人。勋伯格泛调性的音乐放弃了主调性保持的和谐，取消了中心指向；欣德米特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维护巴赫开创的巴洛克音乐传统，追求技术的精湛与结构的缜密。
其实，年轻时的欣德米特并非守规矩的作曲者。虽然他没有使用十二音体系，但有十几年都迷恋创作让人听来不舒服的音乐。他借此反对浪漫主义，被当时的大作曲家看作是一个“问题孩子”。从天资上看，欣德米特才华横溢，不仅烂熟传统与经典，还是小提琴、中提琴、钢琴的演奏家。他后来的转向，朝着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瞪眼，也许是一种内心的顿悟。这种现象在欧洲艺术家群落比比皆是。人们以为他们要走向现代主义的荒蛮，乃至后现代的虚无，恰恰在几近四分五裂时分，浪子却回头，值守故国与故园，甚至比当年他们反抗的父辈还要保守。意大利画家契里科就是例子。他的绘画从超现实主义改成了中世纪的风格，让追随者跌破眼镜，挠头不已。
为了印证自己，欣德米特找到的知音是开普勒。他以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的生平为凭，创作出名叫《世界的和谐》的歌剧。他设想开普勒所解释的太阳系有八个角色，每个人物代表不同的行星。人物有固定的音调，音调之间的音程表达彼此间的距离，在不停的变化中，行星之间产生不同浮沉与戏剧性。开普勒以太阳为中心的秩序观与中心论，恰如主调性音乐的存在。欣德米特以此对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勋伯格的泛音体系。他预感到，现代物理学与天文学以及非主调音乐的恐怖指向，是随机论与偶然伦，最后造成一种命定的碎裂与解体。近些年闻名世界的希腊作曲家塞那基斯，正是用计算机的随机序列写作，斯托克豪森也如此。一种取消情感与心灵的冷冰冰的音乐，成了世界的主流。
在作家詹姆斯看来，欣德米特对抗勋伯格的悲怆努力是徒劳的。任何复古之举都不能成功，地心说、日心说都是过时的见解。他说“尽管欣德米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里在声望上遮蔽了勋伯格的光辉，但到了1963年他死的时候，他的影响已经几乎下降到了零，而十二音体系却在当代音乐会音乐中取得了全面胜利。”詹姆斯的如是说，姑妄听之。在与勋伯格同名的美国乐评家看来，结论恰恰相反。勋伯格说，“欣德米特的创作是绝对专业的，与他同时代的所有大音乐家相比，他或许是最完美的作曲家。”
在技术至上的当今时代，科技的强力人所共知。但音乐是技术的事情吗？有先进与落后的绝对划分吗？当年巴赫是用过时的作曲手段写作的，他不懂相对论与十二音体系。在艺术上只有好与坏之别，而心灵是创造之源。人的终极困惑，单单凭借技术肯定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