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德彪西（Achille-Claude Debussy）在巴黎病逝。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追念起德彪西时，称其为印象派音乐大师，但是他本人并未真正认同过这个标签。
虽然不是出生于音乐世家，但德彪西的音乐天赋在他童年时就已经显现了出来。最初，他向肖邦的女学生学习音乐，11岁时便入学巴黎音乐学院。年纪轻轻斩获了数项音乐大奖，德彪西的音乐之名与日俱增。
一战前，他已经被公认为是法国在世最伟大的作曲家，早些年间不遗余力抨击、诋毁他的音乐的人，如今忙着赞美他，巩固他在欧洲音乐界的地位。
创作、旅行、演出、采访，他一边告诉大众他喜爱安静和独处，一边接受人们的赞誉。十数年来奥匈帝国与俄法同盟间的紧张关系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
这一年，他专注于两部芭蕾音乐的创作——《游戏》（Jeux，与尼金斯基合作）与《玩具盒》（La boîte à joujoux）。他欠了很多钱，但还是维持着体面而闲适的生活。
在女儿巧巧的陪伴下，德彪西心满意足，他喜欢听巧巧说话，听她弹琴、唱歌、为一首练习曲发脾气，喜欢看她随着自己创作的音乐跳舞。
德彪西未曾料想，战争会以这么快的速度瓦解他所拥有的一切幸福。这个善变、自私的作曲家在德意志帝国的铁蹄前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捍卫着法兰西的尊严。
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四年中的德彪西，让人觉得陌生，像是氤氲着的水汽消散，一切神秘的东西都被现实打回原形。
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聆听着他在生命最后创作的音乐时，仿佛还能听见一声来自漫漫长夜的呢喃，不知是祈祷，还是咒骂。
战火中的音乐家们
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将欧洲各国家间敌对的火星吹燃成一场大火，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给了德国一个不可错过的机会。德意志帝国接连向法国与比利时宣战，并在侵入比利时后一步一步向法国逼近着。
这时的德彪西已经年过半百，直肠癌在日渐摧残着他的身体。他感到绝望——纵使自己这双手可以写出人世间闻所未闻的乐曲，它们也不曾握过一把步枪。
德彪西音乐上的敌人拉威尔，此刻正坐着汽车开赴前线，他想成为一位战斗机驾驶员，却因为身体原因成了个运输兵。德彪西在给出版商杜兰的信件里表达了自己对萨蒂的嫉妒：“我只是一颗可怜的小原子，被这恐怖的动乱所淹没。我手边正在做的事情显得如此可悲地渺小。我甚至嫉妒萨蒂成为一名下士，可以真正护卫巴黎。”
德彪西甚至表达了自己愿意献上头颅来换取胜利的愿望。这场战争勾起了德彪西遥远的童年里恐怖的一段记忆：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德彪西举家迁往戛纳，躲避战火，德彪西的父亲在巴黎公社运动期间被捕入狱。
一战只能比那场记忆更加残忍，更加穷凶极恶。想捍卫国家荣誉的年轻人们被炮弹呼啸的声音吓得屁滚尿流，和他们幻想中刀光剑影的战场没有丝毫相同之处，38万法国人在凡尔登的壕沟间变成肉泥。
德彪西，这个曾经的瓦格纳崇拜者，将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挥洒在纸上：“经过战火的考验，音乐界将会变得更纯洁、更出色、更坚强。我们音乐武器的成就应当在我国艺术史的下一章里立即有所反应。我们终于会明白，胜利会给法兰西的音乐意识带来必要的解放。”
只是那些在前线的音乐家们不能见证这一天的到来。英国的George Butterworth、德国的Rudi Stephan、法国的Fernand Halphen……这些本可能成为好友的音乐家们，在国家机器的驱使下，拔枪相向，身死异国。他们还没来得及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天分与努力。
战场上的悲哀圣诞
动荡的战乱年代中，已经少有作曲家仍在坚持着创作。
战争对生命与人性的践踏让欧洲数百年以来所谓文明的外衣披上了一件黑纱。直到一战结束后很多年，这些作曲家们还是无法从阵痛中缓过劲儿来。当时的人们亲眼目睹了太多太多残忍而恐怖的事情，那个优雅、精致的“昨日的世界”真的已成为昨日。
战争开始的前几个月，德彪西甚至连钢琴都不愿意触碰一下。他懊恼，沮丧，无能为力，丝毫没有创作的欲望，每天的工作仅仅是修订肖邦的钢琴谱。
当英国《每日电讯报》邀请他参与创作《艾伯特国王曲集》（King Albert's Album）时，他为这位比利时国王写了一首《英雄摇篮曲》（Berceuse héroïque），而不是人们想听的那种节奏鲜明、满含侵略性的进行曲。
德彪西提到，他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不能创作，简直要重新学习如何作曲了。巴黎周边地区持续着的战火和住所附近的军营在长时间地影响着他，他和家人决定去进行短暂的休假。
环境的转变与新鲜的空气让德彪西得以稍作喘息，他开始像疯了一样工作，“像一个知道自己明天早晨就要辞世的人”。
德彪西完成了一套12首的钢琴练习曲，和一首意味深长的以《黑与白》（En blanc et noir）为名的双钢琴作品，以及几首重要的奏鸣曲。以前那个享乐主义的德彪西不见了，他突然变得无比严肃。
在将乐谱寄给出版商杜兰时，他要求印制乐谱时在封面印上“Claude Debussy, Musicien Français”，他从未像此时这样庄严，即使法国不复存在，他还是会向遇到的每个人说，克劳德·德彪西是一位法国音乐家。
回到巴黎前，德彪西又开始焦虑了起来，现实迫不及待地压在他的身上。比利时战败，法国北部遭侵占，德彪西写了一首艺术歌曲，不复几年前《马拉美诗三首》中的那种恬静，反而充满着躁郁。
他自己写了《圣诞节无家可归的孩子们》（Noël des enfants qui n'ont plus de maison）的歌词，德彪西害怕女儿巧巧也会是这个下场。
“我们的家没了，
敌人把一切都抢走，
连一张小床都不放过！
他们烧掉了学校，还有校长；
他们烧掉了教堂，还有耶稣，
还有那些没来得及逃跑的可怜人。”
战争依然呈现着颓势，而德彪西的身体状况也每日愈下。他努力想完成一首取材于圣女贞德的爱国合唱作品，可未待这首《法国颂》（Ode à la France）完成，德彪西已经撒手人寰。
寒春
德国与法国之外，一场战争也在德彪西自己的身体上进行着，并且德彪西毫无招架之力。
早在1909年，德彪西曾计划从短暂的隐居生活中抽身而出，再次前往伦敦指挥演出他的交响乐《夜曲》。他怀念伦敦，他认为那里的人们具有某种卓越的鉴赏力，而没有自己同胞的聒噪。
然而出发前，那时不时出现的疼痛终于让他无法忍受，他再也隐瞒不了自己身体出问题的事实。
德彪西身体的疼痛并非是由神经衰弱造成的，而是肠胃癌。这并没有阻挡他出行的脚步——艺术家怎么能被疾病所困扰？他使用吗啡来抵抗疼痛，继续自己的伦敦之旅，接着是布达佩斯，接着是维也纳。
当他再次回到巴黎，这位伟大的作曲家获得了无数的称赞与浑身的疲惫，以及一堆琐碎而又不得不去打理的小事。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一战的第二年那个极度寒冷的冬天，医生告诉德彪西他必须接受一次手术。癌症不仅夺去了他健康的身体，似乎也抢走了德彪西的创作欲望。在给友人的信里，他写道：
“如今，我不知道作曲的冲动何时才能回来，有时我觉得自己好像从来不曾了解过关于音乐的任何东西。”
手术摘除了德彪西的一部分结肠，但并不十分成功，德彪西还需要接受当时并不成熟却十分火热的放射性疗法。
到了1918年，当巴黎处在德国人的包围之中，炮弹落在德彪西家附近的街道上，他虚弱到无法转移到地下室去躲避战火。
终于，1918年3月25日夜晚，在德军空袭的炮火声中，德彪西绝望地闭上了双眼。三天后，阴霾的天空下，在法国教育部长的带领下，寥寥几十个人为德彪西，这位法国最伟大的音乐家、现代音乐之父举行了葬礼。
战事吃紧，人如同蝼蚁。直到5月份，法国新闻界才出现两篇短小的评论文章；此前，关于他的纪念文章多来自国外，甚至德国。
毫无疑问，德彪西为法国的命运担忧，为自己的亲人、朋友，尤其为自己的女儿担忧。
他不会想到，仅仅一个月后，法国就击退了德国人，而德国于1918年11月投降。他也不会想到，勋伯格引领的现代音乐以迅雷之势侵占了音乐界，而他被短暂地遗忘，直到几十年后，战争再次成为“遥远”的记忆。
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德彪西亲手写下的一句话：“我们应当懂得大炮所具有的野蛮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