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音乐家对于民间音乐的关注，有几百年的历史。而中国文化对于民间音乐的涵纳，却要久远许多。比如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意思就是，周朝官方使者在施布政令教化时，也采集民间歌谣；官家的使者消失了，民间歌谣没有得到及时收集整理，也就亡佚了。这些采集来的诗编辑成《诗经》，但很可惜，《诗经》止于305篇。不管是贵族还是民间的歌唱，从文献层面来讲，都逐渐退出主流，取而代之的是《春秋》。抒情消失了，进入叙事的时间；礼乐之声或者田野牧歌消失了，进入礼崩乐坏的时间。
司马迁知道，诗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可弦歌；而朱熹知道，不同的歌，来自不同的阶层：譬如风，是来自民俗歌谣，诸侯采集于民间，然后献给天子，天子欣然受之，而列于乐官；乐官鼓瑟，雅俗浑然。这些歌谣用于各种礼仪活动，民间歌谣于是也成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成分，直接影响到中国古典文化核心部分的形成。周王室对民间歌谣的重视与收集，这个决策太了不起了，万民的才华，提前配比给中国的天才之声，因此得到沉淀的机会，成为文化，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影响着后来者的抒情方式、思考方式乃至生存方式。
随着周王室日渐颓亡，王室的高级乐师逐渐死去且后继乏人，加之缺少可靠的记谱法，作为六艺之一的乐，到战国时代基本失传。因此，《诗经》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于诗篇而非音律。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般理解为君子的立德路径，但似乎这样理解更接近于其本义：“礼乐”首先来自诗篇，然后应用于仪礼，于是构成礼、乐并重的礼乐文明。随着“乐”的亡佚，民间歌谣失去了音乐价值，如同出土的彩陶，失去了色彩斑斓的外衣，只剩个灰色的泥胎。
先秦典籍中频频出现琴瑟钟鼓笙簧的影子，可见音乐在西周，不仅只有歌谣，器乐的存在也是较为普遍的。《诗经》中还包含6首有题无文的笙诗。笙诗即燕飨宾客时，两首歌谣之间的过渡性的曲子。不仅有歌谣，还有笙诗，西周时代音乐之兴盛可见一斑。但《诗经》的音乐功能终究是失去了，这些曲调是否对古代音乐产生过作用，已无处可考，无史料可直接说明上古民谣与人文创作的关系。但如以巴托克所发现的民间音乐与人文音乐关系来看，彼时的曲调，极可能被演奏家们取去，掺杂在那些流传下来的相传由文人创作的琴曲中。又如，从周代礼乐文明的细节来看，《诗经》之乐，对早期中国音乐的影响是极有可能的。
然而今日流传的可能是最早的琴曲，比如《高山》或者《流水》等，歌唱性都比较差，不太像是从歌谣中来，而是有着典型的琴曲特点。这些古代琴曲的旋律符合中国琴的演奏习惯而非歌唱习惯。当然，也有人质疑，如今的《高山》、《流水》，都已经不是伯牙弹给子期听的，是后人伪托而已，不当以此为据。看起来，散落了的《诗经》的音符，是迷失于茫茫人海了，迷失于祖宗们千万只眼的注视，迷失于万千的典籍故纸，迷失于冷峻的时间，迷失于焚琴的烟火，迷失于儿孙满面的茫然，即使是指尖弦上或者曲谱墨迹中相互遇到，也必是恍若隔世，如前世之不识今生了。
即使已无从查考周代民谣的音符是否已经渗透到中国古乐之中；《诗经》的曲调是否有些许音符，跻身琴谱；伯牙们是否采用了民间歌谣的调调，去讨好子期们，都可以相信，先民的歌唱，都已经愉悦了历史，愉悦了先民的气质，愉悦了文明，成了文化的古典基因；中国文化的喜剧基调，或许就来自礼乐文化。先民的歌唱，改变了子孙的心情，也改变了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