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6日晚，古琴名家姚公白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音乐会，因为一位壮汉的闹场，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在微博上，一家音乐媒体的官微提到5月12日女高音歌唱家张立萍的法语声乐作品独唱音乐会：“也出现了糟糕的情况，现场噼里啪啦手机跟下饺子似的掉到地上，还有看到一半饿了就地开吃的。”作为那场音乐会的钢琴伴奏，我对当时观众席的情况一无所知，反而感觉那是一场听众状态非常专注、台上台下气场交融非常和谐的音乐会。倒是9天后，我们在南方一座音乐厅相同曲目的音乐会，由于隔壁小厅有领导莅临不能屏蔽手机信号，上半场多首静谧、微妙的歌曲被手机铃声残忍的打断，相当影响演员和听众的情绪。
关于音乐会现场听众秩序的话题，在我记忆中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是老生常谈，当时主要批判是高声喧哗、抽烟、嗑瓜子。到90年代，BP机的传呼声是过街老鼠，另外“乐章间请勿鼓掌”的规则开始被广泛采纳，但对于这一规则的争议持续至今。进入21世纪后，手机铃声是音乐会气氛最凶悍的“杀手”，好在很快信号屏蔽技术得以推广，尽管对这一措施也曾有过争议，现在音乐会开始后手机没信号，已经是被绝大多数听众接受的常识。如今，对音乐会气氛威胁最大且基本无解的隐患有三：熊孩子的尖叫、老太太的塑料袋、手机摄像的自动回放，这三项要么防不胜防，要么制止过程造成的“杀伤”更大，只好权当做是黑胶唱片里的静电声来自我化解吧。
一般说起音乐会观众席中的种种的无奈，大家总会归结到“素质”问题，有时前面还要加上“中国人的”定语。其实国外的音乐会现场也常有闲聊的听众和手机铃声，我也曾亲眼见到过外国友人在国家大剧院看歌剧时掏出手机拍个没完。古典音乐在全世界都是小众艺术，有些听众在音乐厅、歌剧院里的不当行为，与个人素质无关，只是初来乍到，不知道规矩，就像我第一次去看网球比赛一样，还以为跟在工体看足球一样，结果立即遭到周遭鄙视。现在大多数普通观众并不了解古典音乐会与流行演唱会的区别，再加上有个别“音乐会”也确实办的和演唱会相仿，听众习惯了演唱会现场自由自在的氛围与规则，到了真正的音乐会上，也难免一时不知所措。姚公白先生音乐会上那位闹场的大哥，他当晚的行为如果是在流行演唱会上则再正常不过了，甚至在很多“高雅音乐公益推广”活动中，现场观众随意走动举机拍摄也不会被阻止。再说了，“高雅音乐不是也要服务大众吗，也得接地气儿呀，老子花钱买票了想怎么听就怎么听，还能限制我人身自由怎么的”——这种逻辑乍看也说得通，而且也确实适用于“顾客是上帝”的广大服务业。问题是，艺术音乐演出属于“服务业”吗？我想这是所谓“观众素质”问题的根源所在：因为在100年前，中国汉族地区绝大多数的音乐演出，不仅的确属于服务业，而且是社会地位最低的服务业之一。而汉族的文人、宫廷音乐与民间是完全脱节、回避市场的。市场中的艺术，当年统称为“玩意儿”，从业者称谓是“伎”、“倡优”、“戏子”，“看玩意儿不许说话、不能出声儿？要造反呐！”
西方音乐艺术在形式上起源于宗教活动。无论中外，延续至今的各种宗教在举行仪式和集会时，都强调秩序和安静。莫扎特的《安魂曲》在教堂里演出，听众也就是信众，当然不会有人做出破坏气氛的举动，这和我们去参加追悼会，再没素质也不至于在灵堂谈笑风生、用手机拍照一样。在西方国家，教堂是大众聚会场所，就像在国内的寺庙，这种场合的行为规范是深入人心、无论是否虔诚都会无条件遵守的。而这些起源于庙堂，服务于教会、贵族的西方古典音乐，从17、18世纪开始逐步走向世俗，适应民间中产阶层市场，历经四百多年，形成了一整套行业规范传统，包括演出方的运营规则，也包括受众方的行为规范。因此西方古典音乐会强烈的仪式感，不是装出来的，而是这种音乐的起源、发展、环境、受众决定的。
汉族戏曲、曲艺、民间音乐的传统欣赏方式，也是根据它的起源、发展、环境、受众逐渐形成的。而古琴是古代汉族文人的“四艺”之首，传统上就不是“表演艺术”，在当年更无法想象在一千多人的大厅里演奏。但如今古琴也被归入“民乐”，与二胡、三弦、唢呐同类，因此用听大鼓、瞧评戏的心态去参加古琴音乐会，出现行为错位，加之“顾客就是上帝”的理念，引发事件也就不奇怪了。
音乐会听众秩序问题，是艺术音乐大众推广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在19世纪之前，西方艺术音乐的听众甄别靠的是血统和身份；20世纪中叶之前靠的则是高昂的票价。二战后所谓古典音乐的大众推广，实质上就是降低参与艺术活动的门槛，放松甚至放弃对受众的甄别。如今古典音乐的推广已经开拓到学龄前儿童领域，这就意味着“听众素质”成为了伪命题——带过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再有素质的父母，也无法预料犯困闹觉的孩子会在什么时候突然歇斯底里，这不是“事先做好功课”“管不住孩子就不要来”那么简单、理智的事情。而对于古典音乐这个正处于挣扎、求生的夕阳产业而言，更加简单、理智的事情是：一个孩子至少可以带来三张票的票房。
从媒体的报道中可以得知，姚公白先生面对现场的突发事件，表现出豁达的风度和优雅的幽默，反而并没有台下的听众们那么义愤填膺。同样，半个月前那个萦绕着手机铃声的法语艺术歌曲之夜，回到后台的张立萍老师心情平静，远没有我这个钢琴伴奏气愤、沮丧。或许在国内外舞台上经历过各种“风雨”的音乐大家们，内心的强大已经可以“自动屏蔽”各种干扰。也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台下出现状况的听众永远是少数、极少数，因为他们的行为失当造成自己的情绪波动，从而影响到与大多数听众的交流，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