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皖，音乐评论家，1966年生于江苏徐州，1985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他曾在《读书》杂志开有流行乐评专栏，影响甚广。他著有多本音乐评论集，如《听者有心》、《回到歌唱》、《民谣流域》、《倾听就是歌唱》、《李皖的耳朵》等。
乐评人李皖的口味驳杂，他既分析王菲、周杰伦的流行曲，也评论鲍勃·迪伦的摇滚乐；既听李宗盛、罗大佑，也是资深古典音乐迷。
对于乐评人来说，如今遇上的绝不是一个好时代，甚至他们的言论，有时还会被视作嘲笑的对象。但李皖仍然坚持要写，“如果在乐评人与音乐人之间进行一场比赛，乐评人似乎毫无胜算，因为音乐不是用文字来表达的。在当下快速消费的时代，人们似乎也更倾向于体验图像与视觉上的快感，而非细细品味的文字。但出于交流的需要，文字必不可少。这是我之所以还在写乐评的一个理由。”在他看来，“无论什么时代，乐评人都是稀缺的，都有其被永恒珍视的价值。”
最近，李皖的最新乐评结集为《锦瑟无端》，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他也来到广州，与羊城读者分享对音乐的理解。羊城晚报记者借此机会对他进行了专访。
1 对音乐的选择就一个标准：能够打动我
羊城晚报：什么样的音乐或者音乐人会让您有写乐评的冲动？
李皖：我对音乐没有这种特别分类的概念，而且我觉得分类到了极端，其实就是所谓的文化血统论，我特别警惕这点。我们把音乐分为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又将流行音乐分为民谣和摇滚，这些分类本身都不代表价值判定。价值判定应该在高处，是人类永恒的对真理的渴望、对美的追求。因此，音乐评论的标准永远都是真善美，真是真相，善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进行批判，美则是超越了人类的纠缠来看待艺术的超越性。
对我来讲，对音乐的选择就一个标准：能够打动我。说得复杂一点，要从几个方面去打量它，第一是真相，即乐评人希望能够写清楚的东西，同时作品本身对真相有一种寄望；第二是具有超越性的作品，是卓越的艺术作品。另一点，也是我们乐评人的普遍愿望，就是把最美好的东西与别人分享，希望把自己看到的东西让别人也看到。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写作动力。我认为乐评的价值在于最基本的对真相的认识。
羊城晚报：现在乐评人越来越少，与唱片工业的逐渐没落有关吧？
李皖：一方面，乐评人本来就人数稀少，比艺术家、音乐家要少得多，可能一百个音乐家里才产生一个乐评人。当然，够资格的乐评人更罕见。另一方面，现在的乐评人比前一个时代似乎变得更少了，尤其是写出来的东西更少了。这与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关，乐评人就是对乐迷、大众说话的人，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关注的话，乐评人的自言自语也会显得十分荒唐。很多时候，乐评人的乐评是受到大众的鼓动去写的。
羊城晚报：您从来不看真人秀的音乐节目？
李皖：基本上是，但不能说一场都没看过。因为时间有限，我希望把有限的时间放在自认为是有价值的事情上，而这种节目给我的东西有限。《我是歌手》中的很多歌手都是我之前写过、了解过的音乐人，它很难给我新鲜的信息。
羊城晚报：对于大众来说，看真人秀节目已经成为了一种娱乐方式，这与您对待音乐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您把音乐作为艺术的一种，但对于大众来说，或许只是一种消遣。
李皖：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要强调的无外乎是希望有更好的东西出现，或者对艺术本身的洞察、理解和体验，而不是将歌手视为生活中的熟人一样，把他们的表演、甚至穿衣品味，变成生活里的谈资。当然，歌手面对舞台压力时的力量，也很有意思，但更有意思的是，艺术应该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内容，如果生活中没有了艺术，生命的品质是有点残缺的。
2 专辑时代已过去，而我们仍需要史诗
羊城晚报：就音乐发展而言，当下是一个倒退的年代吗？
李皖：不是的，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时代。因为人活得健康，不容易被扭曲的社会压力影响。我快五十岁了，可以说用了五十年的时间进行自我治愈，力图从一个“病人”变成“健康人”，但现在的人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另一点是现代条件极好，资讯发达，所有作品都可以随时找到，不再有信息短缺的障碍。
以写乐评为例，听过所有音乐的人，和只听过一部分音乐的人，写的乐评的确不一样。无论对音乐、艺术还是文学来讲，这个时代提供的可能性都是极为丰富的。我也是电影爱好者，二十年前不可能有现在这种条件，现在你可以看遍所有电影。在此情况下，有更多的审美体验，也可以产生对世界更深刻、更广泛、更有说服力的判断。
所以不要小瞧我们的时代。现在风气可能比较浮躁，大家心态不够平静，但总有些人一直在平静地做着事情，过了这个时代就会有特别了不起的人出现，我一直坚信这一点。
羊城晚报：两年前您说，唱片工业已经完全崩溃了。还存在新的可能性吗？
李皖：唱片工业崩溃不意味着音乐崩溃了，这是两个概念。唱片工业是工业类型，比如说把歌手选出来，而后制成唱片，然后推广给大众，这个程序现在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但存在一些小作坊的生产方式，更多人是自己制作出来，通过朋友圈、社交网络和小范围的酒吧演出这样推出。也就是说，我们的音乐还是生机勃勃的，每年还在产出不同的作品，只是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
羊城晚报：从唱片到单曲化的时代，碎片化的方式会不会让音乐表达不那么完整？
李皖：我到现在也还是专辑爱好者，专辑所具备的美学厚度，带给你的体验和满足，与一首歌曲是完全不一样的。但现在专辑基本“完蛋”了，很少人会在乎专辑，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专辑时代。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和优点。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小型化的、个人化的东西发展得比较好，但大的东西就没有了。这样也不好。大的东西不是病，也不是扭曲，比如广场文化、广场艺术，有时候还是需要的。伟大的史诗，我们也需要，但小制作的电影绝对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史诗。
3 《我的滑板鞋》只能算是一个“笑话”的成功
羊城晚报：您应该不会同意“流行歌曲是速朽”的这种说法？
李皖：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流行歌曲只是我们给它的名字，它就是歌曲，流行只是偶然的。很多时候你发现大量的歌曲其实和流行没关系。流行不是它的属性，歌曲才是。
其实流行音乐家所要面对的表达的困难，以及要达到的艺术难度和极致，跟古典音乐没有太大的区别。就像写一首小诗和一首史诗，写一篇短篇小说和一篇长篇小说，所花耗的时间是不同的，但要达到好作品的水准，难度其实是一样的。好比一位作家想写一篇伟大的短篇小说，那一定不是几天就写出来，它甚至需要一生去成就。同样，要打造伟大的歌曲，也要用一生去成就，在这个意义上讲，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没有区别。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待《我的滑板鞋》这样的神曲呢？
李皖：我觉得神曲是一种生活趣味，音乐有部分功能是在生活中给大家带来欢乐。神曲往往有欢乐的一面，有它的“神点”和“笑点”，我们尤其应该关注如何对待它。其实神曲当中有一部分是可以严肃对待的，比如说《忐忑》，它是有艺术追求的严肃的好作品，而不是一个逗乐、搞笑的东西。它有它的艺术品质，把中国戏曲中的象声词、拟声词，以及戏曲表现的节奏，融进了一部作品，其实是可以体会美学内容的。
还有一些神曲，确实就是大众笑料，可能它没什么特别值得去关注的艺术性。但要注意，由于它作为笑料的传播，致使你误认为它在艺术上是成功的，但其实只是因为它特好玩而已。《我的滑板鞋》并未达到艺术上的成功，庞麦郎是一个没有任何音乐细胞、音乐才能很低下的人，节奏、曲调都把握不住，他没有能力控制这些，所以我认为这只能算是一个“笑话”的成功。
4 音乐节可能使我们的精神世界“矮化”
羊城晚报：现在越来越多城市都在办各种音乐节，你参加过吗？怎么看这些音乐节？
李皖：我一场音乐节都没去过。今天的摇滚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音乐节存在的。音乐节的实质就是过节，它甚至成为了城市项目。今天我们的音乐确实变化了，我们一直寄望存在于音乐的严肃的东西消失了，它变成生活中带来欢乐的载体，音乐节就是当下生活中某种欢乐的代表。它将大家聚在一起，在野外“撒撒欢”。不好的一面是，它使我们的精神世界“矮化”，很难再有那种极致的体验。好比教徒站在教堂里，站在上帝面前体会到的那种感情，音乐节是无法实现的。其实这种感情很珍贵，虽然不能说一生都坚守着这种感情，但它还是应该存在。
羊城晚报：201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间、地狱和天堂之歌：世界摇滚歌词集》是由您来翻译的，一共1531页，被很多摇滚乐迷当成宝贝珍藏。
李皖：当时做这本书有个感性的动因是，听了一些歌，看到歌词就想译过来，因为歌词非常好，就像西方优秀诗歌一样，值得向大家传递。另一个原因是，大家听摇滚乐，但是不知道摇滚乐究竟在唱什么，甚至出现了很多误判和以讹传讹的误会。
于是我开始动手做这项工作，想把歌词原貌尽量多地展示出来。这本书里的很多歌词是流传很广且特别有名的，但大家没有特别研究过。比如摇滚乐队Pink Floyd的专辑《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中文译作《月缺》、《月影》或《月之暗面》），到底说的是什么？其实说的是时间，是人类对时间的感受。从生到死，很宽泛和丰富。我想给大家一个样本，让大家看到其丰富性，不要仅用一两句话来概括摇滚乐，更不要说听到声音就代表什么都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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