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为自己确定过这样的“收藏”目标，因为我本人压根没有“收藏”习惯。我说我有“怪癖”，是因为在经常面对浩如烟海的唱片货架时，我总要为自己找一个“出手”的理由。而什么时候为什么“出手”，连我自己都找不到什么规律，全凭当天兴之所至。回过头来想一想，被我这样横扫过的曲目大概先后有马勒的《大地之歌》、普罗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柏辽兹的《浮士德的天谴》、莫扎特的《C小调大弥撒》、舒曼的第四交响曲、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作品960）、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勃拉姆斯的《D大调小夜曲》、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德彪西的《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瓦雷兹的《美洲》以及威伯恩的《乐队小品》等。
我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被改编或者被重新配器的作品录音了，如果说这件事情有一个契机的话，很可能是2000年听了刚刚成立的中国爱乐乐团“首演音乐会”呈现的勋伯格向勃拉姆斯致敬的《A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交响乐队版。这样的改编足以令人激赏，将原作的内蕴和表现形式挖掘得淋漓尽致，同时为乐队作品“曲献”增添重要部分。我的第一个唱片版本当然便是余隆指挥中国爱乐乐团的“保利录音”，由DG出品，第二个是多纳伊指挥维也纳爱乐，第三个是埃申巴赫指挥休斯敦交响。
像勋伯格这样具有独创性的作曲家竟然也有改编别人作品的嗜好，这令我深深感动，特别是当我听了他为老师兼挚友的马勒第四交响曲改编成所谓“室内乐”版，我心灵深处的触动更是难以言表。勋伯格出于怎样的用意？是嫌马勒肆意浪费了乐队资源？还是仅仅为了传播马勒的交响曲而“因陋就简”？我在柏林买到的唱片，里面的圆号是韩晓明吹的，他曾经是德国LINOS合奏团成员，这个合奏团还录有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的“室内乐”版，只是改编者没有勋伯格那么有名罢。
说到布鲁克纳，还有一次令我难忘的聆听瞬间。一生质朴敦厚的布鲁克纳居然将瓦格纳奉若神明，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第三交响曲题献给这位“神”，从而招致终其身后的攻讦。这是一部只得瓦格纳管弦乐理念皮毛的交响曲，瓦格纳居然屈尊笑纳，让布鲁克纳感念毕生。在我看来，这部交响曲重新获得生命，是因为马勒把它改编成由双钢琴演奏，情绪变得温婉而内省，少了许多虚张声势的森然。还是在柏林，一家二手唱片小店，我竟然发现了这个录音，唱片说明书把瓦格纳、布鲁克纳和马勒的照片放在一起。演奏者是两位与瓦格纳和马勒颇具渊源的女士，她们经常在拜罗伊特瓦格纳歌剧汇演期间演奏瓦格纳的歌剧双钢琴版。这个传统同样可以追溯到瓦格纳，他的第一部被SCHOTT乐谱公司出版的作品就是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的双钢琴版，这几乎可以看作是瓦格纳继承和发展贝多芬崇高事业的宣言书。我的这个录音唱片来自瑞典BIS公司的馈赠，目前所知的唯一版本。
在我的马勒作品唱片目录里，还有他为舒伯特《死神与少女》及贝多芬作品95号的两首弦乐四重奏作的弦乐队配器版，弦乐四声部的加量虽然少了和声的微妙，却使我钟爱的两部作品有了新的状貌，这是浪漫史诗一样的音乐，穿越了百年的时空，为我音乐信仰的坚定加固了柱石。
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因其交响性和歌唱性的胚胎，已经有多首被二十世纪的人改编成乐队版，我上个月在广州买到ECM出的小提琴家克莱默和他的波罗的海室内乐团演奏的舒伯特第15号弦乐四重奏弦乐队版，舒伯特的欲言还休的腼腆竟然被大马金刀般高声唱出来，情感的浓度大大增强，音色凄美的弦乐呈现出妩媚而性感的起伏和曲张，这难道是我喜欢的舒伯特吗？我的念头变得复杂起来。
因为改编或者配器而使舒伯特“升华”并让我感动莫名的是后人为他的“艺术歌曲”（LIEDER）作的乐队伴奏，这使他的歌曲分量终于可以与马勒和理查·施特劳斯不朽的“乐队歌曲”并驾齐驱。我的感动还来自于做这些“小事情”的人无不大名鼎鼎——李斯特、勃拉姆斯、里格尔、马勒、布里顿……
我开始羡慕那些掌握了作曲和配器技术却总也写不出属于自己独创作品的“作曲家”了，他们的人生完全可以在伟大的经典中延续，想想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和晚期六首弦乐四重奏吧，他们哪一首不都可以是一部交响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