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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二战的电影《指挥家的抉择》(Taking Sides)中,有一场在战后废墟上举行的音乐会,一众音乐家演奏的,正是这首弦乐五重奏的慢板乐章。台上,是病疾缠身、自知时日无多的作曲家笔下沉思内省的旋律,台下坐着的,是伟大的指挥家富特文格勒以及负责审讯他的美国军官……

前不久听殷承宗的独奏音乐会,在弹完正式曲目后,他返场加演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中的一个选段。听着曾经是那样耳熟能详的曲调,让我记起一位旅居海外的钢琴家在许多年前对它的非议。他说,“‘文革’中的许多荒唐事情,包括国内家人受到的牵连,他都认了。唯独不能理解的是,为何要用钢琴去伴唱革命京剧?”

我们到塞北张家口地区已两年了,但分配工作的事仍然遥遥无期。面对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和群山,我不知多少次苍茫:这辈子还能搞音乐吗?在一九七一年一个寒冷的冬天,一月一度的宝贵日子到了:我和欧阳瑞丽(我当时的女友)从军垦驻地进城。当时,连队没有澡堂,每月进城洗一次热水澡就成了生活中的大事。那天合当有事,走在张家口灰茫茫的街头……

矛头指向周恩来的 “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此时已经开始。批判“贝多芬们”和“无标题音乐”自然成为这个运动中的一部分,从1973年12月起,全国报刊上突然登出成千篇各类 “大批判小组”写的批判无标题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的文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如此简单粗暴的观点曾是“金科玉律”,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多已淡忘,故恕我在此详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篇“大批判”文章的观点,因为这些文章典型地反映了“文革”的逻辑与文风……

“文革”中,个人听西方音乐都是罪过,更不要说演奏这些乐曲。不过,当1972年中美最高层接触之门打开时,“贝多芬们”在中国的命运变得更为复杂奇特,成为当时中国政坛政治斗争的“工具”。 1972年8月,为了庆祝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盟友罗马尼亚国庆,广播电台请示中央能否播送一些诸如 《云雀》等罗马尼亚的民间音乐,正借“九一三”事件批“左”的周恩来批示:“由广播局和文化组负责审查一下,如音乐健康、有民族特点,还可以播放。”但江青针锋相对地批示道……

1977年,我还在部队当兵,每天早饭后的一小段自由活动时间,连队的有线广播转播的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一个春日的早晨,当突然听到广播中说,下面我们播送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时,我像触电一样,几乎要从饭堂的凳子上弹了起来。实在是太意外了!虽然那时“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几乎每天都有令人兴奋的消息从广播中传来,不是“大干快上”,就是某位老干部被“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