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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爱好者普遍有这个问题，在音乐会上，为什么交响乐团的乐手面前都放着谱架，边看谱边演奏，他们为什么不能像独奏家或者大多数指挥家那样背谱演奏呢？这是个好问题，但疑问的出发点可能有点偏差，是不是认为背谱演奏能集中注意力于演奏动作，视觉上也会更完美？
无论是独奏家还是顶级管弦乐团演奏家，我认为不存在谁比谁更好的命题，只有更好的努力方向。许多管弦乐团的演奏家也经常转换角色参加独奏并录制个人专辑，所以这也不是两套相互排斥的技能，只是专业化方向有点不同……
现代管弦乐队中的绝大多数乐器都是现代乐器，它们与两三百年前海顿、莫扎特时代管弦乐队演奏使用的等效乐器有很大不同。几百年来乐器一直在发展完善，我们现在有了许多比两三百年前更好的替代乐器。已经被替代的古典乐器，我们称它为“等效乐器”……
每到夏季，来自欧洲各大顶尖乐团的演奏家们便会齐聚琉森，目的只有一个——组成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以东道主的身份开门迎客，为整个夏季音乐节（琉森三大音乐节之一）定下基调……
2018年6月底，柏林爱乐乐团前任总监、指挥家西蒙·拉特在柏林爱乐大厅举办了两场公开告别音乐会。欧美评论界对这位在柏林爱乐执掌总监工作16年的指挥家进行了评点。业界人都了解，接手像柏林爱乐这样的一流乐团，面临着怎样的挑战。拉特之前的几任指挥家都是泰山级的人物……
交响乐队由弦乐、木管、铜管和打击乐四大家族组成，如果你想要对交响乐有更深入的理解，那么认识四大家族每个成员是有必要的。
在古典乐界，同一件乐器的重奏组成功的很少，能做商业化演出的更是凤毛麟角，柏林爱乐乐团“小分队”——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却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支。时隔7年，2018年7月3-4日晚，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再登北京国家大剧院和上海大剧院，刷屏了乐迷的朋友圈……
2018年4月3日以98岁高龄谢世的指挥家韩中杰先生，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乃至中国交响乐发展的见证人和亲历者。韩先生不善交际，不愿接受媒体采访，所以他的事迹也很少见诸报端。就连以往他指挥的音乐会，都避免突出宣传个人，屡屡强调交响乐的演出是个整体、而不是指挥家个人的事……
交响乐创作有点类似小说，管弦乐队序曲、有独奏声部的小型管弦乐队作品就像是短篇小说；交响诗、交响组曲、多数器乐协奏曲就像是中篇小说；而奏鸣曲式的多乐章交响曲则像是长篇小说，是创作者最呕心沥血、为自己艺术生涯树立的里程碑……
1986年，在台北一家火锅店，朱宗庆拉着几位好友围炉结义，成立了台湾第一支职业打击乐团——朱宗庆打击乐团。那时候的他没想到，这支乐团可以将打击乐的种子播撒到全台湾，甚至在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开枝散叶，成为全世界研究的对象……
今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结束，仿佛真正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正式落幕。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几位熟悉的指挥家轮流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到如今，卡洛斯·克莱伯、洛林·马泽尔与克劳迪奥·阿巴多已经陆续离开了我们，梅塔和穆蒂也已分别在他们首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第25个年头上第五次登台……
所有十九首作品来自五位作曲家之手，除了阿尔冯斯·齐布尔卡（Alphons Czibulka）之外，其他都是新年音乐会的老熟人。如果就此认定这次的曲目安排缺乏新意，那您显然低估了穆蒂和维也纳爱乐的探索精神；可以肯定的是，和过去几年一样，2018年我们仍然有机会听到多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首演曲目。
这是柏林爱乐第四次访问中国，作为乐团此次亚洲巡演在中国的最后一站，上海两场音乐会门票在开票26个小时后即告售罄，创下东艺售票新纪录。令乐迷们疯狂的原因……
柏林爱乐2017年访沪音乐会的艺术精彩和历史意义都是值得回味的，对身为当代最杰出指挥家之一的拉特爵士和这个在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交响乐团，我们在献上衷心祝福的同时，更有一种再相会的艺术期待。
柏林爱乐大厅，对于许多爱乐者而言，是一处庄严又带有些许神秘色彩的朝圣之所。笔者曾受邀进入柏林爱乐大厅后台。候场区域整齐堆放着三种颜色的乐器箱。黑色的来自占据主场优势的柏林爱乐心乐团，银色的属于当晚要在那里演出的德意志歌剧院乐团，红色的是下午在台上录音的柏林广播交响乐团……
2017年11月16-17日两天，对发烧级的上海乐迷来说，即使冒雨也有一个必须要去的地方，那就是东方艺术中心。作为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节目，西蒙·拉特爵士率柏林爱乐乐团第三次登临上海，献演两场“德国宝沃乐动之夜柏林爱乐乐团2017上海音乐会”。
2017年11月8日，由上海民族乐团、上海国际艺术节共同委约佑斯特创作的民族音乐会《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在上海大剧院首演，这也是上海民族乐团首次委约外国作曲家创作并指挥整场民族管弦乐作品。一场听下来，有观众反映，民乐变得更优雅，也更柔和了……
蒙古音乐生于孤独，长于谦卑，这是HAYA乐团的主创张全胜和主唱黛青塔娜的共同认识。“蒙古族人的生活很艰难寂寞。与自然相处，人的意志被磨练，很坚韧。”（黛青塔娜语）“多年来蒙古族人跟天地和谐相处，知道人类是那样渺小和卑微，这是蒙古族人的主要性格。”
1929年，一位21岁的年轻人在维也纳听了托斯卡尼尼指挥“斯卡拉歌剧院”的演出后写道：“生平第一次，我知道了‘指挥’的含义是什么……音乐和舞台上的表演是如此的天衣无缝，每一个动作都有特定的含意，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目的。”他是卡拉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