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各大欧美音乐榜非常年轻，或许是乐评人们想用年轻血液冲淡不快的社会氛围，新人带来新希望。综合《Pitchfork》《Slant Magazine》《Vulture》《纽约时报》《NME》等外媒的年度榜（加上一点私心），做成这份年度欧美专辑榜单。

1992年12月，我写了《我们有话要说》。这是我的第一篇乐评。《我们有话要说》谈到了黄舒骏、崔健、李宗盛、罗大佑、张洪量、马兆骏、刘铮、侯德健、陈升、郑智化、李恕权、赵传，我称之为流行音乐中的“说唱艺术”。这是一篇2000来字的小文……

在造就中国流行音乐如此败局的诸多繁杂的成因中，音乐评论的缺位难辞其咎。实际上，从流行音乐这种新兴艺术样式于神州大地开花结果以来，乐评人便一直患着失语症。我国流行音乐评论起步晚、发展缓慢且易受市场影响，发展态势实为堪忧……

因为没签大厂合约，也没有过强势的公关攻势，彼得连科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相当陌生。柏林爱乐甚而被调侃找了个“外星人”当总监，做了一次脱离了实用主义与商业主义，蕴含无限风险的冒险。而在熟悉他的乐评人不锈钢老许眼里，彼得连科则是一位“神秘的完美主义者”……

乐评其实没什么用。对于听不懂音乐的人，乐评同样也看不懂；对于能听懂音乐的人，不需要看乐评。真正需要乐评的是被评的音乐家和团体，就像企业需要宣传、产品需要广告，这类“乐评”业内叫做“软文”。乐评其实又很有意义：让不能亲历现场的人看过文章能够如临其境……

2013年对于美国乐评人而言可谓是开局不利。1月份，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纽约时报》对外公布将对报纸的30多个专栏记者和管理人员进行自愿离职的买断补偿（Buyouts）决定。不到一个月，便传来了《纽约时报》美国著名乐评人詹姆斯·奥伊斯特拉赫（James Oestreich）接受自愿“买断”离职的消息……

在中国乐评界，邱大立是个异类，因为现今这年头，已经很难找到另一个像他那样，还一直坚持靠纯粹乐评撰稿为生的人。19年前，邱大立来到广州，从一名打口小贩开始，到后来成为一名备受尊重的乐评人，一路来靠的是他对音乐的真诚。左小祖咒曾这么评价邱大立，他有着常人少见的忠厚，“你周围有不说谎的人吗？大立从小到大都不说谎，包括他的文字。”

在国内网络论坛、微博上受到批评、攻击最多的音乐界人士，就是“乐评人”了。大约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一次对“乐评人”的大批判，通常从“他们就会胡说八道”开始，以“中国就没有真正的音乐评论”为结论，并经常对他们的道德水准和“良心”提出质疑。无论这些对“乐评人”的攻击是否有失偏颇，中国内地音乐评论质量的平均水准不高，是业内公认的事实……

作为音乐家的乐评人，适宜于作纯粹专业性的评论，他可能过分注意形式、创新、技巧、师承等诸多方面，而忽略了音乐作用于人心的部分。作为听众的乐评人，是凭悟性、心灵、对自然和人的洞察去领悟音乐的“大自然的器官”，但极易流于外行，所以他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音乐方面的知识，这种知识有别于课堂上的讲授，他用心灵的体验而不是用专业术语……

现今国内歌坛处于真正的盘整期。要追究起国内流行乐坛江河日下的责任来，乐评界肯定是逃脱不了干系。国内乐评的发展状况与流行音乐较低的发展水平是一致的。这里边的一些人，当年收受了一些中气不足的唱片公司的贿赂，仗着手中一杆笔大搞绥靖政策，给粪桶描金，真真正正沦为唱片公司金钱专营下的御用文人。一些乐评人在唱片工业流水线……

早在去年底《生无所求》面世后的第二个星期，南都记者专访了著名乐评人李皖，以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讨论，深入探讨汪峰作品中一些我们认为的缺憾，同时也以旁观者的角度，分析他的性格特质对其音乐创作的影响。之后，带着这些疑问和观点，南都记者本月初与汪峰见面。他同样抱着探讨交流的态度，对记者和李皖提出的观点进行分析解说……

在很多古典音乐推广活动中，常会听到一句话：“音乐改变生活”。对音乐的爱好就像许许多多闲情雅趣一样，会为我们的生活润色添彩。当代人最大的困扰就是两件事：没时间、太无聊。没时间是因为物质生活压力大，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去挣钱、攒钱才会有安全感；太无聊是因为一门心思赚钱，心无旁骛，一旦得到片刻喘息的时间，除了找刺激求麻醉，还真不知道……

歌手要跟乐评人搞好关系，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所以我们有很多做乐评人的好朋友，伟大的友情来自于相互吹捧。其实中国的大多数乐评人都不会乐器，甚至很多人五线谱也不认识。但他们都是乐痴，每个乐评人都是一屋子的打口唱片。广州资深乐评人邱大立，初出江湖，就是一个卖打口带的。现在跟他漫步广州街头，他还经常指指点点：这个天桥，是当初“五条人”卖碟的地盘……

尽管人们还是不停地把音乐挂在嘴边，“音乐”这个崇高的名词在今天就像一个坚贞的女子变成了一只街头拉客的鸡。鸡是来者不拒，有钱就行。我发现乐评人也可以像鸡一样过马路了。只有妓女在见到什么嫖客的时候都说好，同样，听了什么唱片都说好的乐评人，跟鸡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