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听殷承宗的独奏音乐会，在弹完正式曲目后，他返场加演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中的一个选段。听着曾经是那样耳熟能详的曲调，让我记起一位旅居海外的钢琴家在许多年前对它的非议。他说，“‘文革’中的许多荒唐事情，包括国内家人受到的牵连，他都认了。唯独不能理解的是，为何要用钢琴去伴唱革命京剧？”

陈歌辛和陈钢这对父子，一位把中国的流行音乐推向世界，一位则使中国的交响音乐走向国际，而且至今还是唯一。是怎样的基因密码成就了他们的音乐奇迹呢？同时，近些年，陈钢一直筹办父子两人的音乐会，期望通过音乐跨越时空与父亲重逢，这又有着怎样的深意呢？带着这些疑惑，笔者再次来到了陈钢极富艺术气息的家……

我那天看了那个成公亮先生的一个小视频，给我看得就是很感动。他是说《文王操》。就是说古人的一种君子气度，很美好的这么一种感觉，哎呦，我说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是你世道再烂，再怎么样，仍然会有这样一枝子人守着这个中国文化的这根脉呀，咱们得把它续下去，因为这里面藏着的是人性。

古琴音乐它谱子有三千多首的，记录的谱子有三千多首。那我们现在能弹的也就一百首，因为它是古谱，有些节奏各方面都不是，需要高手去翻译，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小曲两三月，大曲一两年，你知道吧？这个人要把这一个作品弹好的话。但是呢，你通过古琴音乐可以了解当时的音乐现象……

我们看到，新疆维吾尔的十二木卡姆，虽然现在流传在民间，但无论是音乐的形式与内容都是当年在王府和官府中演奏的乐舞；当年宫廷和官府用乐中有大乐和细乐的形式，当下民间用乐中同样也有。诸如北京京西幡会中的大乐，天津皇会大乐，山东泰安吹鼓手演奏的大乐，鲁西南民间艺人演奏的大乐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音乐文化，如同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经过了“九曲十八弯”已经流淌了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历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音乐文化从单一到复杂，创造性地发展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概括起来讲，中国音乐文化如同世界上许多民族的音乐文化一样，具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

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常常过度强调风格，却忽视了功力。只有我们回归到功力的锤炼时，艺术真正动人的地方才能出来。我扮花脸，扮得好不好，不在你翻两个筋斗，我翻四个，是我一声“俺”一出来，人家看你分量够不够。音色锤炼就是如此。通过这种磨练，艺术与生命结合，艺术家才会从创作焦虑的人格中得到解放……

我们徜徉在胜芳古镇街头，既可以从沿街铺面霓虹灯、电视、穿梭的高档汽车感受现代文明的气息，也可以从当街的多幅配合当下政治宣传的大标语中感受国家意志的存在，与此同时，我们也深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厚重以及当地人对祖宗留下的文化是何等挚爱。古镇小桥流水，镇外厂房高楼，正是在这种交相辉映的对比之中，构成一幅和谐的生活画卷……

上海文化广场改建完成重新开幕后的这第一场大戏“极致百老汇”其实是一场荟萃了诸多百老汇音乐剧经典唱段的大堂会及歌舞秀。明星级演出阵容、现场大乐队伴奏以及诸多耳熟能详的名曲名段，让现场观众听得很high、看得很high；我承认我也很high，其实主要是拍得很high。器材方面我用的是Canon EOS 40D以及广角、长焦镜头各一支……

王小峰，网名“带三个表”，人称“三表哥”。有人说看他的博客“解馋”，几年间写了6000多篇，但他说“有些话放在自己心里头更舒服”；有人说读他的乐评“过瘾”，但他说他已经厌倦“乐评人”的称呼：“当你要完成写字这个任务，你会发现音乐给你带来很多痛苦，一个没有音乐的时代，你去评论音乐，那是件挺可耻的事。”

世界音乐反映了今日的世界，一个没有道德确定性的紧张之所。有人可能会遗憾世界音乐取代了爵士乐，冲进了古典音乐厅，并且充斥着许多无意义的融合。然而音乐的樊篱不应该被保护，就像我们不能针对下定决心的移民关闭国境线。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鼓励信仰的多样性，这样才能带来文化的重生。

2001年秋，问世仅八个月的iPod打着“最具突破性电子设备”的旗号匆匆上市，彼时的苹果正值内忧外患，举步维艰，似乎在一瞬间“失去了清晰的目标与身份定位”。2011年，苹果占据“全球头号音乐供应商”的宝座已达六年之久，有望一举超越埃克森美孚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然而，门庭若市的Apple Store中，只有iPod柜台冷冷清清，乏人问津。当年的“救火队员”是否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跌宕起伏的十年心路又折射出怎样的文化变迁？

《连线》杂志英国版网站提前发布了明年1月刊杂志特写文章《山寨！》(shanzai)一文，借一位需求研究专家的视角对中国科技行业的山寨文化进行了深入剖析。文章认为，中国山寨并不仅仅是模仿，更包括了创新，这是一种新颖而激进的商业创新模式。

矛头指向周恩来的 “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此时已经开始。批判“贝多芬们”和“无标题音乐”自然成为这个运动中的一部分，从1973年12月起，全国报刊上突然登出成千篇各类 “大批判小组”写的批判无标题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的文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如此简单粗暴的观点曾是“金科玉律”，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多已淡忘，故恕我在此详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篇“大批判”文章的观点，因为这些文章典型地反映了“文革”的逻辑与文风……

“文革”中，个人听西方音乐都是罪过，更不要说演奏这些乐曲。不过，当1972年中美最高层接触之门打开时，“贝多芬们”在中国的命运变得更为复杂奇特，成为当时中国政坛政治斗争的“工具”。 1972年8月，为了庆祝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盟友罗马尼亚国庆，广播电台请示中央能否播送一些诸如 《云雀》等罗马尼亚的民间音乐，正借“九一三”事件批“左”的周恩来批示：“由广播局和文化组负责审查一下，如音乐健康、有民族特点，还可以播放。”但江青针锋相对地批示道……

1977年，我还在部队当兵，每天早饭后的一小段自由活动时间，连队的有线广播转播的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一个春日的早晨，当突然听到广播中说，下面我们播送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时，我像触电一样，几乎要从饭堂的凳子上弹了起来。实在是太意外了！虽然那时“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几乎每天都有令人兴奋的消息从广播中传来，不是“大干快上”，就是某位老干部被“解放”……

5月7日天公极度作美，起床之后一看窗外的蓝天白云，我立刻涌现出去世博园一游的念头；其实除了天气原因之外，当天还有一个吸引我的因素——晚上世博文化中心将上演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作为一个交响乐迷，我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两个利好因素的叠加，让我心血来潮决意马上出发。随身携带了两台相机、三支镜头，为了拍夜景，把三脚架也放进包里带上；简单设计了一下路线，便匆忙上路了……

《诗经》是可以和乐演奏的诗歌，前人就此已多有论述。如，《墨子·公孟》言：“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①《诗经》既然与“乐”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然与乐器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不仅在于演奏这些诗作时需要众多的乐器伴奏，还在于《诗经》文本就记载了众多的乐器。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乐器的制作工艺得知周代生产力的先进，也可以根据这些乐器的使用证明《诗经》时代音乐的发达，更可以通过对这些乐器所在诗篇的分析，去认识这些乐器在祭祀、宴饮、婚嫁等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从而认识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

从1971年新生的“口笛”(又名俞氏笛)到1977年浙江河姆渡出土的“骨哨”、“骨笛”，人们惊奇地发现二者之间竟有如此的相似，而这个相似却走过了七千多年的历程。笛子在这七千多年历程中的沿革和发展不由令世界惊叹：中国竹笛艺术是如此地瑰丽多姿，历代文人曾为它写下了无数美妙的诗篇：“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促杜工部潸然肠断，使喻成龙鬓发成霜。

哥特音乐是我们的入口：有很多东西本身并非哥特式的，但却为许多哥特所钟爱。例如工业（Industry）和古典（Classic）音乐；相反，有些哥特式事物却并非某些哥特乐队的兴趣，例如对吸血鬼和对死亡的兴趣；有些乐队并非哥特，却被认作是哥特，如Marilyn Mason（玛莉莲·曼森）、Nine Inch Nails（九根寸钉）；而还有些乐队从不自称哥特，大多数人却将其看作哥特，例如The Sisters Of Mercy（仁慈的姐妹们，以下简称为Sisters）和Dead Can Dance（死者能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