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具有丰厚传统的艺术，我们通常都会对形成这一传统的“主流”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正是“主流”的存在及其力量的冲击才导致“支流”的出现并引发进一步的“流变”。从这一视角观察，我们就必须承认一门艺术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主流”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我喜欢贝多芬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的每一首，因为它们在贝多芬作曲生涯中均匀的分布，因为它们各自结构形态的推陈出新，因为它们所反映的精神性的多层面，以及关涉内在情感的无穷无尽，还有它们对由自然扩及宇宙的宽泛描述，使我深深体验到贝多芬庞杂而矛盾的知识结构是怎样一种发展脉络，又是怎样一种自我厮杀、自我消解……

去年在美国拜访一位教授时，他家的环绕音响正好在播放我十分熟悉的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我们的谈话自然转到了古典音乐、转到了贝多芬。他说：“贝多芬是美国人的偶像。”见我似乎并不苟同，他又笑着说:“你可能不这样认为，但这是真的。”我当时认为这位教授对贝多芬的评论可能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相比莫扎特和海顿，贝多芬在音乐创作上敢于突破传统……

今天，马勒的作品成了考察指挥家及交响乐团素质的试金石。他的每一部交响曲，被公认为是有着深邃哲理和浓郁诗意的不朽作品。在美国与欧洲的众多音乐厅，他的作品在音乐会曲目中的比重和“票房”甚至超过了贝多芬和柴科夫斯基而位列第一；而在唱片目录及版本数量上，马勒也几乎占据着“置顶”的位置。在近年出版的西方音乐书籍中……

若想在一篇文章中汇集柏林爱乐所有重要的录音，显然是徒劳。斟酌再三，从自己的收藏中选出富特文格勒至下乐团的四任音乐总监在不同时期于留下的四款唱片。虽说这只是冰山一角，也仅代表个人的喜好，不过却依旧希望大家能从这些伴随乐团一路走来，真实记载下他们……

在艺术表现中，“赋、比、兴”并不能绝然地分离。但真正的超越，似乎总是要以“兴”为主要表现形态而或者有所否定或者有所肯定就以月为题的音乐而言，德彪西的《月光》和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比之“否定叙述逻辑”的《春江花月夜》似乎应该说都是“肯定叙述逻辑”。但是，同样是“肯定叙述逻辑”，德彪西的《月光》似乎……

音乐家的诞辰纪念又能说明什么呢？传记中的音乐家，通常不是神经失常就是市侩小人。音乐有它自己的方向，只表现为低缓的旋律本身。狂欢让它低落，聆听令它清醒。它从你手中出发，穿过音乐厅的水晶灯，穿过化妆舞会的礼服与面具，穿过新年音乐会的庆典礼花，如果它穿过你心里，就会从此属于你。

“四人帮”垮台以后，贝多芬的介绍和他的音乐的演奏像开了闸的水奔流在中国大地上，受到听众的欢呼和庆幸，本文作者在宣布四人帮垮台不到一个月，便在北京大学举办贝多芬音乐欣赏会，为的是抗议四人帮在文革中对这位大音乐家的亵渎和污辱，也就是那时说的“平反”，欣赏会在北京大学最大的教室举行，不仅是北大师生踊跃参加，连北京各界人士也闻风而来，教室内外挤满了人，上海音乐界的老前辈钱仁康先生因公在京，他也闻风赶来北大……

贝多芬在中国跳出音乐界能在更广大的读者群中传布是通过同时是音乐专家的文学家罗曼·罗兰1902年写、1927年重版的《贝多芬传》的中文译本。重版序言中，作者提到此书初版发行后被争相阅读的盛况和受欢迎的原因。他是这样写的：“大家人手一编地拿了去，给这本小册子走上它不曾希望的好运。那时候法国几百万的生灵，被压迫的理想主义者的一代，焦灼地等待着一声解放的讯号……

介绍贝多芬到中国来的第一人是李叔同（1880－1942）。这位学堂乐歌先驱者之一1905年去日本留学，入上野美术专科学校学绘画，兼修音乐。他鉴于音乐之伟力能“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矣。” 1906年在日本独力创办《音乐小杂志》—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个音乐杂志— 撰文 “比独芬传”300余字，除简短介绍贝多芬的生平外，他在文中赞扬了这位西方大音乐家对待音乐创作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和不怕艰苦的磨砺精神……

没有人懂贝多芬。他生活在19世纪早期的维也纳，当时人虽承认他是桀骜的天才，却并不明白他为何要写那些远远超出常人理解水平的音乐，也不明了他是哪种人。他们所见的血肉之躯并不讨喜——这音乐家时常被耳聋逼得大发雷霆，对卫生或穿着毫不在意，人际关系糟糕透顶，却被艺术家同行尊为命运之力。换句话说，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夸张漫画……

德国作曲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770—1827）是世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伟大人物，他在自己一生的创作中，继承和发展了自海顿、莫扎特开创的维也纳古典乐派，并成为这一乐派的重要代表。贝多芬集古典主义大成，开浪漫主义先河，他将18世纪与19世纪两种不同的音乐风格连接起来，将一个时代的理想融于自己的音乐创作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将“乐圣”的头衔戴在他的头上。

贝多芬一生坎坷，没有建立家庭，在他26岁创作和精力都正处于巅峰的时期，开始耳聋，起初是听不到高音，到晚年时全聋，只能通过谈话册与人交谈。多年来，人们无不为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巨匠的意外而惋叹，但是，令世人意想不到的是，贝多芬的耳聋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种疾病——梅毒，并且这种可怕的疾病缠绕了他终生，令他痛苦不已……

一百年前，一位虽还听得见雷声但已聋得听不见大型交响乐队演奏自己乐曲的五十七岁的倔强的单身老人，最后一次举拳向着咆哮的天空，然后逝去了，还是和他生前一直那样，唐突神灵，蔑视天地。他是反抗性的化身，甚至在街上遇上一位大公和他的随从时也总不免把帽子向下按得紧紧的，然后从他们正中间大踏步直穿而过。他有一架不听话的蒸汽轧路机的风度……

1842年5月7日晚上，在音乐名城维也纳，一个历史性的伟大时刻，铭刻在音乐艺术的辉煌史册上。在这座讲究礼仪的艺术之城，就是皇族驾临，人们也不过行三次鼓掌礼，而在这个晚上，如果不是警察的出面干涉，也许这个掌声会有十次、二十次……这是一个何等恢宏壮伟的场面！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在这里，一部不朽的音乐杰作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乐坛上。罗曼·罗兰用激动的笔触写道：“黄昏将临，雷雨也随着酝酿。然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给黑夜染成……

矛头指向周恩来的 “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此时已经开始。批判“贝多芬们”和“无标题音乐”自然成为这个运动中的一部分，从1973年12月起，全国报刊上突然登出成千篇各类 “大批判小组”写的批判无标题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的文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如此简单粗暴的观点曾是“金科玉律”，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多已淡忘，故恕我在此详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篇“大批判”文章的观点，因为这些文章典型地反映了“文革”的逻辑与文风……

“文革”中，个人听西方音乐都是罪过，更不要说演奏这些乐曲。不过，当1972年中美最高层接触之门打开时，“贝多芬们”在中国的命运变得更为复杂奇特，成为当时中国政坛政治斗争的“工具”。 1972年8月，为了庆祝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盟友罗马尼亚国庆，广播电台请示中央能否播送一些诸如 《云雀》等罗马尼亚的民间音乐，正借“九一三”事件批“左”的周恩来批示：“由广播局和文化组负责审查一下，如音乐健康、有民族特点，还可以播放。”但江青针锋相对地批示道……

1977年，我还在部队当兵，每天早饭后的一小段自由活动时间，连队的有线广播转播的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一个春日的早晨，当突然听到广播中说，下面我们播送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时，我像触电一样，几乎要从饭堂的凳子上弹了起来。实在是太意外了！虽然那时“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几乎每天都有令人兴奋的消息从广播中传来，不是“大干快上”，就是某位老干部被“解放”……

“传说”中的贝多芬和历史上的贝多芬有多大差距呢？大概和“传说”中的诸葛亮和历史上的诸葛亮的差距相仿。传说中的诸葛亮是有着“超能力”的先知，是无与伦比的政治家、军事家。而在史实中，他的确是杰出的政治家，但在军事上能力非常一般，更不是什么会求风、占卜的半仙；传说中的贝多芬是令人景仰的“完人”，它不仅是创造至善音乐的作曲家，还是有着完美人格的“革命家”，是全人类的大楷模。而事实上，他的确是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但却有着各种人格缺陷、极端自私……

贝多芬是乐圣，一个音乐爱好者，无论你是初窥堂，或是小有心得，甚至听得来门坎极精，贝多芬是一定要听的。姑且算你是个音乐的门外汉，若是隔壁门洞里传来的《致爱丽丝》和《月光奏鸣曲》也常常叫你怦然心动，这就是一个蛮不错的开端。如果还想进一步搭搭味道，建议一定要先从交响曲入手。一来贝多芬本人就是交响曲的同一词，他在这上头傲视群雄，无人可及；二来初听者多喜动不喜静，欣赏时注意力容易分散走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