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 Kozelek:把民谣写成死亡事件小说集
Mark曾对媒体说:“别人都喜欢把我定义成音乐人,但我更倾向于把自己看成一个小说家。”他的音乐履历确实能反映这一点。如果说红房子里写的是Mark年少轻狂的故事,那在Sun Kil Moon时代,书写的就是他从而立之年走到不惑之年的岁月变迁。
Mark曾对媒体说:“别人都喜欢把我定义成音乐人,但我更倾向于把自己看成一个小说家。”他的音乐履历确实能反映这一点。如果说红房子里写的是Mark年少轻狂的故事,那在Sun Kil Moon时代,书写的就是他从而立之年走到不惑之年的岁月变迁。
《烈日灼心》的原声坚硬、冷酷、纤毫毕现,又恰到好处地峰回路转。不看电影仅仅把原声听下来,想象力够好的人自己也可以编一个故事,说不定也是一个好故事。原声的创作者白水,本就是擅长把情绪和情境变成音乐的人,并且多年来涉猎广泛,家乡川南民谣的古味之外偏爱暗黑民谣和迷幻摇滚……
这几年,郝云的温温好运印证了当下的审美主流:大家伙儿讨厌高深,拒绝严肃,喜欢一种放松的、不复杂的心态。对郝云的拥趸来说,郝云很贴,就是“我们”中的一员,而不是什么明星和艺术家。这审美主流还有一面,人们往往是在很随便的场合、用很随便的方式接受这些歌曲的――歌曲的明白晓畅、一听即懂,代表了传播中的友好界面……
在哪儿听摇滚最有感觉?大多数乐迷的选择要么是酒吧,要么是体育场馆,似乎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够“High起来”。但是,最近举行的“摇滚新势力:降噪”系列不插电音乐会,却将摇滚乐迷们带进了一个看起来很正统的地方――保利剧院……
早在去年底《生无所求》面世后的第二个星期,南都记者专访了著名乐评人李皖,以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讨论,深入探讨汪峰作品中一些我们认为的缺憾,同时也以旁观者的角度,分析他的性格特质对其音乐创作的影响。之后,带着这些疑问和观点,南都记者本月初与汪峰见面。他同样抱着探讨交流的态度,对记者和李皖提出的观点进行分析解说……
每个人最好的状态应该是有自己的时间唱歌,有自己的时间去听音乐,或者有时间什么也不干,无所事事也很好。最可怕的状态是我没有时间,这是又绝望又抑郁的话。你首先要有时间,你才有幸福。不然的话,我们的余生将充满痛苦和自我折磨,非常的无聊,即使你很健康很有钱也只能有余生了……
苹果公司发布的内容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跟我们之前的预测一样,经过漫长的等待,披头士乐队的所有专辑终于出现在 iTunes 音乐商店中,对于国外用户,特别是特定年岁的音乐爱好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重大事件,甚至对乔老爷也是一样(披头士的歌是乔老爷的心头好)。可对于国内的诸位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痛斥 Apple 邪恶的标题党行径成为共识……
在过去近20年的中国,摇滚经历了一个从狂热到平息再到走向不自信的过程。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早期、中期,中国摇滚乐手有着惊世骇俗的表演,上述将参加这次摇滚英雄演唱会的歌手加上一个崔健,基本上代表了中国摇滚乐最辉煌的一群人。但此后中国知名的摇滚歌手逐渐走向平庸,在2000年以后,知名的摇滚歌手大部分都从歌迷的视野中消失了。
《姐姐》由张楚创作并演唱。歌曲以前“黑豹”乐队主唱窦唯吹奏的一段笛子作为开场白,但竹笛清悠的旋律,却没有如预期中带给人一种江南水乡的绿意,相反却呈现出一种大漠飘雪般的古朴意境。歌曲以极其故事化的情节,再现了“喝酒的老爹是混球”、“说我看起来挺嘎的姐姐”这样形象又生动的人物画面。也正是因为歌曲并没有太明确的指向,也让人们一直对于《姐姐》这个“主角”的归属一直存在着争论。
对于此次张北音乐节,我的朋友里说好和说差的人基本各占50%,大概因为网络上愤怒的声音比较容易被人听到,所以“控诉”小组最近很红。这个豆瓣小组之所以令人关注,是因为在之前中国摇滚音乐节的历史上,大家彼此都很客气,主办方和观众之间努力维持着一种摇滚乐式的“支持、宽容、友爱”的气氛,乐迷方面从来没有这么集中的爆发过对主办方的不满――相对这种史上最集中的抱怨,张北肯定冤枉,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它不可能是史上组织最混乱的音乐节。而发人深思的是张北之前不久在内蒙的一个音乐节上,由于组织工作的混乱,甚至还出现了观众冲击舞台致使演出停办的事件
认识Lunatica,纯属意外。一次在电驴上搜索资源时,点错了链接,无意中下载了他们一张专辑。看介绍,Lunatica 是一支金属乐队,这正是我长期不感兴趣的类型,我尤其讨厌金属乐队中那种竭斯底里的“咆哮”,认为“咆哮”与音乐艺术无关,是一种纯粹心理需求――发泄压力。不过,还是忍不住听了一耳朵,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如果崔健不像现在这样做一个老好人,而是依然愤世嫉俗,依然说出真相,那么马上就有人会反驳,这样未必自然。时代在变化,尺度又有多重。中国摇滚的不景气,大概成了摇滚二十年纪念的中心词语:只是摆设,而不是声音
一路行程顺畅,到了之后才发现票房亏损,投资商狠狠地说:“恕不提供采访证。”江总策划竟然连一张媒体招待票都提供不出来:“我招待北京圈内朋友的票,都是自己掏钱买的。票房亏了,我总不能再往投资商伤口上撒盐吧?”于是自己掏钱进场,崔健、唐朝、汪峰不是我兴趣所在–虽然我是听他们的歌长大并变老的。让我惊诧莫名的,是那令人情绪爆炸的“噪音”炸弹。三天的演出里,我收获的“宝贝”是一支支年轻锐气的摇滚(包括部分80后摇滚)–唱歌像猫抓一般的SUBS、迅速征服北京的DANCE ROCK后海大鲨鱼,风格暴烈的硬核说唱痛苦的信仰、另类的“冷血动物”谢天笑、忧伤而犀利的独立摇滚寂寞夏日……在我疏远摇滚的这一两年日子里,摇滚竟然已经有面目全非之感–我又感到一种真实感情的躁动与叛逆的力量–即便是静静地听,都会让血液沸腾,让灵魂震撼!这时候,我才明白,纪念只是“阴谋”,新人才是希望。
如果再过十年,生活把我折磨成一个六亲不认辣手摧花的无耻之徒,只要你让张楚、何勇、窦唯站到我的面前放声歌唱,一定又能找回年少时那个傻傲傻傲的我
或许我们真该先想想:或许摇滚乐是一种精英文化,是一门实验艺术,是贵族的事业,是其他人的先锋队?如是,则不必在乎有没有人倾听,只要独善其身,孤独地飞掉便是了。但是此思路不通。摇滚乐的先锋性永远建立在民众性的基础上,它的批判锋芒、它的创造力、它的勇气、它的孤独和独立都是向民众传递的内容
纵观全文,我想总结的就是,虽然情爱被中国的摇滚歌手们用来作为反抗现实,讴歌理想的手段之一。但是摇滚人本身在这个方面却有着远比他们的立场要复杂得多的感情。这种复杂的感情源于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导致的对生活的反思和怀疑;也同样源于丰富的生命感受。从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恰恰是这种复杂与摇摆不定的焦虑状态迸发出来的力量,赋予了摇滚乐更高的价值
2002年春节,何勇点燃了自家的房子,警方闻讯赶到时,何勇还抱着吉他端坐屋内。劫后余生的何勇,有幸充当了3年后中国摇滚活的祭品。2004年12月17日,在前北京音乐台著名DJ张有待的九霄俱乐部,举行了一场“纪念‘中国摇滚乐势力’香港红石勘演唱会十周年”的小型演唱会。是夜,红馆舞台上的几位主角――“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以及唐朝乐队中,只有何勇最后出现在纪念活动的现场。虽然没穿当年的蓝色海魂衫和戴烂红领巾,已经发福的何勇象十年前一样卖力嘶喊时,期待祭奠的人们仍感到心满意足。
音乐里有股真性子,这和她们的生活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其中也有扎着胆子做出来的秀,就是这帮人实际没活到那种激烈的份儿上却硬要做出女流氓的范儿,这就是一不经意单纯了一把,生生暴露了自己的向往,怎一个纯字了得,不像有的女同胞动不动就玩假招子扮处女。说一千,道一万,我是个男的,其实不懂女的心。另外,我说女的不行,并不代表暗含着说男的行,从伟哥大花轿到受伤小帅男,一路是缺心眼,另一路是肾衰竭,还舔着脸说别人其实都是自己的肋骨呢!
一个孩子的成长,越过树林,越过湖泊,越过海洋,有些东西成为他生命里永远的记忆,有些音乐成为他骨头里不变的髓。岁月恒久远,经典永留传。有些摇滚给我们的印记将永远不能从我们的头脑中抹去,音乐也好,垃圾也罢,我们不能忘记的,就是属于我们的,伤,或者痛,或者爱。
摇滚,乃其最重的一支――金属,因着对人们激情的诱发,长期以来一直是为基督教所深恶痛绝的对象。但它向那些“道德”的固定侵袭并没能取得丝毫进展,反被逐渐剥夺了发言权。毕竟,在嵌入教会伪善面具已达九年的西方社会,绝大部分音乐/艺术充其量只是精神茶会,而层出不穷的地下/极端音乐亦无非是变着花样继续着学究式的讨论
想一想我们在过去某些年代只用简易的随身听、或者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里的歌曲时,我们那些忽然涌现的真实的感动与感受又是为何?只为了那些音乐真实而真诚地触及了我们心灵中隐藏的一些记忆和梦想。摇滚音乐发展到今天,是形式还是内容使我们对它给予了那么多的关注?我们对摇滚的理解是为形式还是内容?
“退化”本该是事物到达极至后应出现的必有规律。可中国摇滚乐在距离极至尚远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了退化,这是现状――没人能回避的现状,有许多人会站出来强打起精神反对的现状。